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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
James Fallows（1943-）是美国作家和记者，自1970年代就担任大西洋杂志的专栏记者。毕业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罗德学者）的他，在27岁时就担任吉米·卡特总统的首席演讲撰稿人，是曾经担任该职位者中最年轻的。他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前编辑，并出版了11本书籍。Fallows作为记者覆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教育、科技、地缘政治、经济无所不及，并曾经在中东、日本和中国居住生活过多年。虽然已经年过70，但过去10年，他和太太两人还自己驾驶双翼小飞机，深度调研了几十个美国小镇，把自己对美国未来的看法，写成最新著作《我们的小镇（Our Town）》。
我这次翻译的文章，是Fallows在1993年写的，自从两年前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就爱不释手。这篇文章以日本为起点，但如果我们把日本换成中国，其文章的主要观点，在27年后的今天依然基本适用，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这篇文章覆盖的内容恢宏博大，逻辑清晰，文笔优美流畅，作为投资人，虽然我自认为自己有比较大的阅读量，但这篇文章的英文稿，即便已经读过至少七八遍，但每次都让我有新的收获。
我一直犹豫是否要将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在公众号上登出，因为它实在太长了（以11号宋体，word文档有15页），即便有翻译软件的帮助，我知道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工作量（我自己的体验是翻译软件经常在最关键的地方犯错）。从小私心的角度，不需要提Fallows的名字，直接引用他的观点不是更能展示我的能力吗？
但是我实在太喜欢这篇文章了，只是独乐乐而不分享让我觉得实在对不起Fallows的辛苦原创。就如这篇文章所展示的，从国家到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建立在吸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之上的。很可惜，人生命有限，记忆有限，往往只有通过不断地回溯真实的历史，才能对我们面前未知的道路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所以，10多个小时的翻译校对之后（相信还有不少不妥帖的地方），Here you go！希望对能坚持读下来的朋友有启发！
——六禾创投王烨
全文1.7万字，预计阅读时间45分钟。H
ow the World Works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美国人坚持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规则是唯一合法的规则。但是，当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正在使用一套非常不同的规则。曾经，我们认识这些规则-非常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利用这些规则取胜。但现在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
詹姆斯·福洛斯（JAMES FALLOWS）
1993年12月号，大西洋月刊
1992年春天，拜访日本的一桥大学（以其经济学和商科而闻名），带給我意想不到的好运。像其他几所日本大学一样，一桥的可爱几乎令人心碎。从车站到校区的道路两旁都是樱花树，我的脚搅动着几片白色的花瓣。学生们骑着自行车从身边滑过，仿佛正在享受一生中最无压力的时刻。
他们可能是。社会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学生说他们在大学生涯中“从不”或“几乎没有”学习。他们在高中时已经受够了。
我去一桥采访一位有影响力的教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官和商人的举动就好像美国经济应成为日本工业增长的标杆。日本工业不仅应该努力追赶美国在技术和生产上的领先地位，而且日本还应该朝着美国设定的经济成熟标准发展。在日本经济与美国模式不同的地方（例如，美国反托拉斯法禁止公司之间紧密的联盟），这种差异应被视为暂时的，直到日本赶上。
在整个1980年代，许多外国观察家对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他们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的经济不一定会变得更像美国。从1990年开始，许多日本商人和学者开始公开持有同样的观点，这表明日本的商业体系可能建立在与西方不同的基础之上。我去一桥拜访的Iwao Nakatani教授是该小组中最受尊敬的成员之一，我花了一个下午听他的论述，同时透过窗户看着樱花不断飘落。
在回车站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家书店的招牌，上面写着在出售的英文书籍。我走到狭窄的商店里面，再一次对英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后果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尴尬。一排排的书籍杂乱无章地堆放在那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英文：包括Zig Ziglar的自助手册、通俗爱情小说、Betty Crocker食谱、弗洛伊德的全集。一本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写的，另一本是关于他的。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至少五年来，我一直在日本和美国搜索二手书店，寻找这些书，因为英语图书馆里找不到。我曾去过台湾的专卖盗版英语书籍，价格约为原始价格10%的商店。我曾从吉隆坡的家中打电话给曼哈顿传奇的Strand书店，恳求他们给我发送有关他们搜索成功（失败）的进展，而不是让我在那里干等。在所有这些时间里，这一次是我找到的第一本李斯特的书。
其中一本是他的传记，由英格兰北部一位教授写的。另一本书是同一位教授翻译的一本李斯特用德语写的短篇。两本书都很薄，从封面上的灰尘来看，它们已经被搁置了多年。当我打开第一本书的封面时，我大吃一惊，看到价格是多少——9,500日元，约合75美元。一套？我满怀希望地问。不，一本，经营商店的年轻女人告诉我。在日本，书籍总是很贵，但即使如此，这似乎也太昂贵。毫无疑问，这本书的定价是在那个时代，美元对日元的价格是我走进商店时的两倍。我打开钱包，掏出10,000日元的钞票，拿走了我的零钱和传记，然后离开了商店。我在人行道上转了几英尺，又回到商店，用剩下的钱买了另一本书。我知道我现在如果不买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为什么选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从首尔，大阪和东京的经济学家那里听到关于李斯特的讨论越多，我越想知道为什么我在英格兰和美国学习经济学时却几乎从未听说过他。当我在樱花树下的商店里看到他的书时，我开始把他看作是没有吠叫的狗。他说明了英美人对经济学的奇怪的自我选择。
我强调“英美人”，因为在这个领域，英国和美国非常相似，并且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两国统治世界政治已有一个多世纪，而英语的统治地位使他们无视在外国所说的话和思想，以及他们变得多么孤立。差异以这种方式显示出来：英美政治和经济体系，就像任何体系一样，都建立在某些原理和信念上。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当作最好的或者是他们社会所喜好的原理，而是常常把它们当作唯一的可能原理。没有人，除非做了错误决定，应该选择其他任何原理。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本质上类似宗教的问题，受到每个宗教都有的一个弊端的困扰-无法理解信仰之外的人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行事。
更具体地讲：当今的英美世界观建立在三个人的肩膀之上。一个是艾萨克·牛顿，现代科学之父。一个是自由政治理论之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如果我们想保留这个給纯粹的英美人，约翰·洛克可以取代他）。另外一个就是自由放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这些创始的巨匠那里，得出了英美两国认为先进社会应该运作的原理。一个社会应该理解如牛顿概述的自然法则。因为卢梭，洛克及其追随者，人们能认识到个人至高无上的尊严。人们应该认识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的最美好的未来，来自市场的自由运作：由亚当·斯密传授，李嘉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巨匠所充实的公理。
关于该总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各项原理在道德上的对等性。艾萨克·牛顿从事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虽然没有明确地说，今天的英美经济学家的行为好像他们遵循的经济原理也具有（类似于科学的）坚硬的，可证明的，不可争议的基础。如果您不相信物理定律（作用力产生反作用力，宇宙趋向于更大的熵），你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也应该如此。如果你不接受亚当·斯密的观点-自由竞争最终对所有参与者都是最好的，而保护和干涉本质上是错误的-那么你就是一个认为地球是平的人。
在美国和英国以外，情况看起来大不相同。关于科学，没有争议。“西方”物理学是世界的物理学。关于政治，有更多的辩论：随着亚洲经济体的崛起，一些亚洲政治领导人，特别是新加坡的李光耀，以及日本的一些谨慎人物，实际上都在说卢梭的政治哲学不一定是世界的哲学。李和其他人说，如果社会对个人的关注度降低，而对团体的福利关注度更高，社会运作可能会最好。
但是在经济学领域，差异最大。在非英语世界中，亚当·斯密只是对组织经济学有重要想法的数名理论家之一。在东亚和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地区，经济学的研究比英国和美国的理论研究要少（这就是说英语的人垄断诺贝尔奖的原因），而更着眼于解决商业问题。
在日本，经济学实际上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分支，也就是作为国家与其他大国打交道时实力强弱的一个关键点。从这种务实的观点来看，英美理论家似乎没有像挑战者（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那样有用。
两种冲突的世界观Two Clashing World Views
英美人趋向于把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学发展看作一个不断朝着理性和良好判断演进的过程。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反对老式的重商主义，正如《独立宣言》也反对老式的封建制度和王室统治一样。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世界已经有了正确的看法-至少英美语系国家中如此。一路走来，世界遇到了诸如新商人主义，激进的工会主义，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主义，当然还有共产主义这样的障碍。最糟糕的威胁一一消失。除了一些令人遗憾的倒退，世界已经看到了亚当·斯密方式的智慧。
然而，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另一种思想流派。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并不是唯一思考如何组织世界的人。在18和19世纪，德国人也很活跃-更不用说在日本德川（译者注：指明治时代），帝国末期的中国，沙皇的俄国以及其他地方工作的理论家了。
德国人应受到重视-比日本人，中国人，俄罗斯人等更要重要，因为他们的许多哲学经得起时间考验。它们并没有在英国或美国扎根，但经过仔细研究，改编并在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日本得到了应用。取代卢梭和洛克，德国人提供了黑格尔。他们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代替了亚当·斯密。
德国人的经济观点在许多方面与英美国人不同，但是关键的区别是：
“自动”增长vs.刻意发展。英美制度强调经济学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计划性。技术日新月异，口味改变，政治和人文环境发生变化。而且由于生活是如此多变，中央计划的尝试注定要失败。因此，“计划”的最佳方法是将这些调整留给要花自己钱的人。这些是构成任何国家经济的数百万企业家。没有一个计划机构比他们能更好地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没有人比那些希望获利而避免损失的人有更强大的动力。按照英美制度的逻辑，如果每个人都做对自己最好的事情，那么结果将是对整个国家最有益的。
尽管李斯特和其他人未完全使用这个术语，但德国派更关注“市场失灵”。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正常的市场力量反倒会产生不希望的结果。典型的例子就是污染。如果法律允许工厂将污染物排放到空气或水中，那么每个工厂都将这样做。否则，他们的竞争对手将具有较低的成本并将其挤出市场。这种“理性的”行为会使每个人的处境变得更糟。这种市场失灵的答案是社会（即政府）制定所有工厂必须遵守的标准。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他最著名的美国同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认为，工业发展带来了更大范围的市场失灵。并不是仅仅因为数百万的小商人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社会就自动从农业转向小手工业再到主要产业。如果每个人都把钱放在收益最大的地方，那么这些钱可能不会自动地流向对国家最有利的地方。为此，需要计划，推动和行使中央权力。李斯特极大地借鉴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英国政府刻意鼓励英国制造业，而刚刚起步的美国政府则故意阻挠外国竞争者。
这是李斯特在1837年五周内写的《政治经济学的自然系统》一文中的论点：
世界性的理论家[李斯特对亚当斯密及其同类的称呼]不质疑工业扩张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可以通过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和让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来实现。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将自动实现最适合其自身情况的制造部门的发展。他们认为，政府刺激工业发展的行动弊大于利。历史的教训验证了我们对下面这种观点的辩解的反驳，即人们认为，如果任其发展，国家将最迅速地达到经济成熟。对制造业各个分支机构的起源进行的研究表明，工业增长通常可能是偶然的缘故。可能偶然机会将某些人带到一个特定的地方，以促进这个曾经很小且微不足道的行业的扩张，就像风吹偶然撒下的种子有时可能长成大树一样。但是，多个产业的增长是一个可能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的过程，人们不应将一个国家通过其法律和制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因于存粹的偶然。在英格兰，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创立了羊毛布制造厂，伊丽莎白（Elizabeth）建立了商船业和对外贸易。在法国，科尔伯特（Colbert）负责大国发展经济的一切。遵循这些例子，每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应努力消除阻碍文明进步的障碍，并应刺激对一个国家认为重要的经济力量的增长。
消费者vs.生产者。英美方法假设社会的最终衡量标准是其消费水平。竞争是好的，因为它会淘汰价格过高的生产商。淘汰它们是有好处的，因为效率更高的供应商将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交易。对外贸易非常好，因为这意味着全世界最有效率的供应商将能够竞争。至于竞争者为何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出售都没有关系。它们实际上可能更有效。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决定倾销他们的货物。无论如何，消费者的生活都会更好。他拥有同样的钢铁，葡萄酒，或者用今天的类比，汽车或者计算机，再加上他本来要从国内制造商购买，但因为他通过购买外国商品而节省下来的钱。
在李斯特看来，这种逻辑导致错误的结论。李斯特认为，从长远来看，一个社会的福祉及其整体财富不是由社会可以购买的东西决定的，而是由它可以创造的东西决定的。这是关于对外援助的常见论点的推论：给人一条鱼，你只能喂他一天。教他如何钓鱼，你就可以养活他一生。
李斯特在这里不是关注消费文化的道德性，他感兴趣的是战略和物质福祉。用战略术语来说，国家是否独立取决于自己为自己创造东西的能力。为什么在19世纪，拉丁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屈从于英国和法国？因为他们无法制造欧洲人可以制造的机器和武器。
从物质上讲，如果一个社会能掌控更先进的活动，那么从长远来看，它的财富就会更多。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年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一吨钢或一桶葡萄酒，作为消费者，你是占便宜了。但是在十年或五十年后，如果你学会了自己制作钢铁和葡萄酒，你和你的孩子可能会成为更强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如果你不仅可以购买钢铁，还可以制造钢铁，那么你就更能学会制造机床。如果你能够制造机床，那么你将更能学会制造发动机，机器人和飞机。如果你能够制造发动机，机器人和飞机，那么你的孩子和孙子们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更有可能生产高级产品并获得高收入。
德国学派认为，强调消费最终导致自我击败。这样的系统偏离了财富创造，最终让消费也不可持续。用一个家常的比喻：经常健身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吃更多的食物，就像产量不断增加的好处是可以消费更多的产品一样。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健身的目的是允许自己多吃东西，而不是为了更长期的好处，他们的行为就会有所不同。李斯特的论点是，发展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李斯特在另一本书《国家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写道：“生产的力量是能让财富增长的树。”
结出果实的树比果子本身的价值更大……一个国家的繁荣不是……积累更多财富（即交换价值）的比例更大，而是……它已经发展了更多的生产能力。
过程vs.结果。在经济学和政治上，英美理论强调游戏规则，而不是谁输谁赢。如果规则公平，那么最佳候选人将获胜。如果您想要更好的政治或更强大的经济，则应集中精力改革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规则。确保每个人都可以投票；确保每个人都可以将新产品推向市场。根据定义，人们根据这些公平规则选择的任何内容都是最好的结果。亚伯拉罕·林肯或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莎士比亚或阁楼（译者注：美国娱乐杂志）-在公平的制度下，无论人们选择哪种方式都是正确的。
根据这种观点，政府的作用不是告诉人们如何追求幸福或致富。相反，它的作用是裁判员-确保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的选民欺诈还是在经济领域的垄断，都不会欺骗或改变“公平竞争”的规则。
在20世纪后期，这种政策最明显的实证就是美国金融市场。政府积极参与其中，但只是为了保护过程，而不是引导结果。它采用精心的诱捕行动，试图防止公司高管进行内部交易。它要求公司每季度发布详细的财务报告，以便所有投资者都可以使用相同的信息。只要公司似乎变得过于强大并阻碍未来的竞争对手，就必须将它们告上法庭— IBM，AT＆T。如果退休基金经理不将资产投资在股息最高的地方，就会受到惩罚。
正如经济学家所说，所有这些都是确保市场“正确定价”的方法，以便使投资流向最佳用途。除此之外，全由市场来决定资金的去向。弥补墨西哥或美国预算赤字的短期贷款？没问题。长期投资于冷核聚变实验？没问题。市场将自动为每个潜在客户分配合适的价格。如果冷核聚变真的能够彻底改变世界，那么投资者将自愿在那冒险。
德国人的观点更加家长式。人们可能不会自动选择最佳的社会或金钱最好的使用方式。因此，国家必须同时考虑过程和结果。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表达了亚洲版的德国观点，他写道，日本人-像所有优秀的儒家一样-相信“仅仅凭着以自我利益为驱动的市场的自有机制，不可能得到一个体面的，道德的，甚至仅仅有效率的社会。” 这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观点的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
个人vs.国家。英美人的观点更关注个人如何作为消费者，以及整个世界如何作为一个交易系统运作。但是，它实际上并不关注一个特定的人与所有五十亿人之间的中间层，即社区和国家。
考虑到亚当·斯密命名他的大作《国富论》，这种批评似乎有些奇怪。的确，亚当·斯密比现在引用他的名字的大多数人都更喜欢国防。例如，他说战争的艺术是各类艺术中的“最高等”，他批准了各种关税，以使与国防相关的产业保持强大实力-在那时，这意味着生产航海帆布。
他还说，由于国防“比富裕更为重要，所以航海条例（Acts of Navigation）也许是英格兰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当然，这种“航海条例”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立法，旨在确保进出英格兰的货物主要由英国商船运输。
尽管如此，英美模式背后的假设是，如果你照顾好个人，社区和国家就会照顾好自己。即便垂死的产业和低效的生产者，会让一些社区遭受苦难，但其他社区将崛起。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在有限的国防领域之外，它们不被认为具有经济利益诉求。除了关注碰巧生活在美国或英国的个人消费者的福利以外，没有通用的“美国”或“英国”国家经济利益。
德国的观点更关注的是群体，国家或民族中人民的福利，甚至是主权。这是它与当今亚洲经济战略最明显的联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反对亚当·斯密这样的“世界理论家”，后者忽略了人们生活在国家中，其福利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邻居的生活状况这一事实。在现实世界中，幸福不仅取决于你带回家多少钱。如果你周围的人也很舒服（尽管，理想情况下，不如你舒适），而不是生活在绝望中，那么你会更快乐，更安全。简而言之，就是当今日本人对美国经济的评价：美国经理人和专业人员的生活比日本人更加富裕，但他们必须在身体和道德上保护自己，当面对那些和他们同居一国的穷苦人群。
在德国人看来，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就是要特别注意国家的福利。如果消费者要多花10％的价格来买邻居而不是海外生产的产品，那从短期来看对他来说是糟糕的。但是从长远来看，从最广泛的幸福定义来看，这对他来说是好的。正如李斯特在《国家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写道：
然而，在每个个体与全人类之间，存在着国家（这个概念），其特殊的语言和文学、起源和历史、其特殊的风俗，习俗，法律和制度，以及所有这些对存在，独立，完美的主张，以及对未来的延续以及其独立的领域；一个由成千上万人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将自己组合成一个独立的整体。
德国人认为，经济政策的好坏取决于其是否考虑了这一国家经济利益。这导致
商业视为和平vs.商业视为战争。到目前为止，英美观点中最令人振奋的部分是每个人都可以共同繁荣的想法。在亚当·斯密之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重商主义者将世界贸易视为一场战斗。我赢了，你输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证明了我和你可以共赢。如果我买了你的酒，而你买了我的羊毛，那么在相同的工作量下，我们俩都会拥有我们想要的更多东西。结果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经典“正和博弈”（positive sum）。你的福利和我的福利加在一起将比我们交易之前的福利还要大。
德国人对国家之间的相处方式更显悲观，即“零和”。有些赢了；其他人输了。经济力量通常导致政治力量，而政治力量又使一个国家告诉别人该怎么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客们经常说，他们的贸易目标是全世界范围的“公平竞争环境”。这个形象暗示着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横向：这些国家，如同中世纪马上枪术比赛的骑士，平等地与所有的人竞争着。美国作家约翰·奥迪斯（John Audis）在《时代》杂志上写道：“这些横向的比喻从根本上是令人误解的。”
与其将他们横向地分组在一个平地上，国家其实一直是按照劳工等级被进行垂直的分工。世界经济的结构更像金字塔或圆锥而不是平原。在17世纪，荷兰人短暂地站在金字塔顶部。然后，经过一百年的过渡，在此期间英法争夺霸权，英国于1815年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和金融大国，并在该世纪末维持了自己的地位。然后经过大约40年的过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登上金字塔顶部。现在，我们正处于类似的过渡时期，在此之后的二十年里，日本很可能会成为领先的工业强国。
李斯特的论点具有相同的精神和逻辑。贸易不仅仅是游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些国家如果在贸易中落后，则会失去独立性和命运的控制权。因此，各国必须从战略上进行考虑，而不仅仅是本周在哪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衬衫。
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李斯特专门就这一主题写了一章“统治国家”。就像19世纪有关英国的许多其他文章一样，它为20世纪的美国人带来苦乐参半的阅读。李斯特说：“英格兰的制造业是建立在高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强大的机器，强大的资本资源，比所有其他国家总和都大的产出以及完整的内部运输设施网络的基础上的。”许多人对1950和1960年代的美国的评价，就如李斯特对1830年代的英国的评价。
一个生产商品的价格比任何人都便宜的国家，拥有无可估量的资本，就能够比其他任何人授予其客户更多的信用和更长的信用……作为制造业和商业大国的英格兰，通过接受或排除其原材料和其他产品的进口，可以给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也可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伤害。
这就是英国失去“统治地位”时所失去的东西，以及日本现在正在获得的东西。
道德vs.权力。虽然在亚当·斯密撰写这本书时的年代还只是萌芽，现代英美的观点已加入了道德的语调。如果一个国家不同意英美公理，那不仅是不同意：它是“骗子”。日本通过保护其稻农来“欺骗”世界贸易体系。美洲通过对甜菜种植者的价格支持及其对贸易的各种其他限制“欺骗”。马来西亚通过强制要求外国投资者寻找当地合作伙伴进行“欺骗”，等等。如果贸易体系的规则受到这种欺骗的伤害，那么整个体系可能会崩溃并重演大萧条。
在德国人看来，经济学不是对与错，不作弊或不公平的问题。这仅仅是一个强弱问题。贸易之神将帮助那些自助的人。当今的拉丁美洲人和非洲人可以证明，没有任何君子约定能捍卫弱者。如果一个国家决定通过保护自己的产业，通过歧视外国产品来帮助自己，那是一个决定，而不是罪过。
不愿面对的现实Wishing Away Reality
为什么将德国人带入其中？因为它们产生了持久影响-在英美集团之外。随着1853年马修·佩里准将及其美国军舰的到来，日本人意识到西方世界在商业和军事技术上都远远超过他们。在整个亚洲其他地区，众多比欧洲人或美洲人弱的国家都变成了殖民地。在19世纪剩余的时间里，日本领导人致力于使该国现代化，从而使其不再被人宰割。在1868年至1912年的几十年持续的创造力（称为明治时代）中，日本学者，实业家和管理者认真研究了西方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在李斯特和其他大陆理论家的著作中，他们发现一套比亚当·斯密放任自由的教导更具说服力的处方。
关于德亚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在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几乎是看不到的。问题不在于美国人不接受德国的分析：在许多方面它是有缺陷的。问题在于他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例如，由美国和英国经济学家编辑并于1991年出版的一本流行的经济学词典对拉弗曲线有很长的解释，但没有提到李斯特。
一些“真正的”经济学家没有那么闭塞。至少从1980年代初开始，几所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从本质上重新发现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但不是在所有大学都这样。1992年，有影响力的《治理市场》一书的作者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去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寻找李斯特的著作。韦德以前在韩国教书，在那里他找到了很多李斯特著作的副本。韦德在麻省理工学院庞大的图书馆系统的目录中仅找到了一卷李斯特的书，1885年出版的《国家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制度》。当韦德最终获得这本书时，他发现该书最后一次被借出是1966年。）他们研究了英美模式中越来越多的失败。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贸易保护主义为形式的“作弊”可以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但是，这些新闻很少能到达经济学经常被讨论的场合，例如报纸社论，电视脱口秀以及其他定义合理和不合理想法的专家论坛。当美国人谈论财富，贫穷及其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时，他们常常会表现得认为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唯一仍在起作用的理论。
1991年，在曼谷举行的世界银行会议之后，《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撰文宣称：“除了少数几个病殃殃的之外，看起来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想法已经大获全胜，我们现在都是资本主义者。”
只有当我们接受最粗俗，最不准确的关于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的陈述时，上面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从德国到泰国再到韩国再到日本，过去几代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体都相信竞争。丰田汽车和日产汽车相互抗衡。大宇和现代在汽车，计算机，洗衣机等产品上展开竞争。但是在这些国家中很难找到一个商人或官员会直面地说这些行业是“自动”或“自然”发展的。
两年前，《华尔街日报》的另一篇文章，这是一本关于贸易的书的评论：
[作者]很好地指出：“现在立即单方面采取自由贸易的好处要大过等到10-15年之后才达成一个多边自由贸易的好处。”问问香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完全避免（贸易）报复，能拥有全球最高的增长率不是偶然的。
是的，的确如此-问问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其政策通常是放任自流的。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香港的干预更少，计划更少，而市场力量则更多。结果如何？在1980年代，香港人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比韩国，新加坡，泰国和台湾人民的收入增长慢。这是一个繁忙，繁华的商人集散地，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境内外进出商品的商人。但是，作为工业中心，它落后于它的邻居。
在1980年代中期，《时代》杂志的记者戴维·艾克曼（David Aikman）写了一本关于亚洲“奇迹”经济的书。他写道，台湾和香港的成功表明，“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对美国的自由企业观念有多忠实，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尽管香港缺乏法规，尽管台湾有许多小企业，但要说这些地方中的任何一个都以“美国”方式行事有些牵强。例如，直到1987年，大多数进口到台湾的钢材都必须经过台湾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中钢集团的批准。美国也保护其钢铁业，但这应该不是作者所谓的台湾对美国的自由企业概念“忠实”的意思。
经济学家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在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中写道：“在国外，有关[台湾和韩国]贸易制度的错误信息很多，这些错误信息是政府为掩盖已有的真正的保护而栽培的。”他关于台湾的研究几乎反驳了艾克曼（Aikman）书中所有的内容。
东亚贸易体制即便和经过调整后的学术理论家的所谓“好的贸易体制”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惊人的，甚至是可耻的，那些研究贸易政策的卓越的学术理论家都不尝试去解释有关东亚贸易体制与其核心处方不一致的地方。
阅读美国或英国报纸或收听英语政治演讲的任何人都可以提供其他例子。但是它们不是必需的。英美理论显然赢得了思想之战，这场战役是用英语进行的。消费者福利，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概念现在似乎不再是概念，而是自然法则。但是这些概念与历史经验其实是背离的。
当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行事时When We Acted the Way They Do
1991年，经济史学家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出版了一本有趣的书——《商业组织与市场经济神话》。它考察了工业经济在最强时期的表现方式，例如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英国，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美国以及十九世纪之后的日本。
当然，这些国家千差万别。联合王国有一个庞大的帝国，美国拥有广阔的边界，日本具有应用其他国家发明技术的优势。拉佐尼克表示，这些成功故事具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没有一个国家符合今天的“让价格正确”并将消费者的福利放在首位的模式。所有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欺骗”才能成功。
李斯特正是在1840年代的这一点上大步向前，当时英格兰是唯一可以观察到的工业成功故事。当时，英国刚开始认真地宣扬自由贸易理论。他们于1846年废除了著名的《玉米法》，使效率低下的国内农民面临来自国外的竞争。然而在之前的150年中，英国通过违反自由贸易的每条规则，为其走向繁荣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就像日本在1990年代终于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最终开放了其大米市场竞争，然后试图说服自己在之前的150年中一直采取放任不管的方法。拉佐尼克说，英格兰在建立自己相对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的过程中，其领导人并不仅仅在乎竞争过程。他们决心控制结果，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商。
英国经济学家只有在通过错误定价成功地促进了自身产业发展之后才开始谈论正确定价。价格是错误的，因为禁止了来自殖民地的廉价竞争。价格是错误的，因为政府补贴并鼓励对工厂和商船的投资。但价格又是正确的，因为它们使英国工业强大。
拉佐尼克说，当亚当·斯密登上历史舞台时，英国已经可以开始就关税和保护的愚蠢行为向其他国家进行演讲。为什么法国（美国，普鲁士，中国...）通过拒绝消费者获得廉价，精良的英国布料来惩罚其消费者？然而，英国理论家并没有问自己为什么他们的产品如此先进，为什么“在18世纪后期……世界市场受英国人如此独特地控制。”答案一定不会包括放任自流（的贸易政策）。
完整的答案将包括强大的英国海军，通过驱逐法国和西班牙人，英国船只可以更轻松地主导贸易路线。这将涉及阻止葡萄牙和爱尔兰发展与英国竞争的纺织工业的政治措施。它将包括《航行法则》，该法确保了英国对该国最想发展的许多行业的垄断。答案涉及圈地运动和一系列其他措施，这些措施使英国制造商可以集中更多本来无法获得的资本。
拉佐尼克在一段文章中总结了这一过程，准确地描述了20世纪末美国的困境。
19世纪的英国提倡自由放任，因为鉴于其产业已经实现的先进程度，他们认为自己的公司可以承受外国人的公开竞争。[他们想要]说服其他国家，如果他们向英国商品开放市场会更好。...[他们]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即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统治地位。他们都不应该去问问英国是如何获得这一地位的...但是，对19世纪自由放任思想的最终批评不是它忽略了国家权力在英国过去和现在的作用。相反，终极的批评是自由放任未能真正理解英国的经济未来-在这个未来中，当面对更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英国经济将进入长期的相对衰退，迄今尚未从这个衰退中恢复。
美国的经济历史遵循相同的模式。在美国工业发展的同时，该国没有时间放任自由。强大起来之后，美国开始向世界其他地方宣扬自由放任，并开始对自己的历史开玩笑，认为自由放任的口号是自己成功的秘诀。
美国对全球自由贸易的“传统”支持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它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开始。这一时期主导着大多数现存美国人的记忆，但并未涵盖美国工业扩张最迅速的时期。正如哈佛商学院的商业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罗（Thomas McCraw）所指出的那样，与《国富论》诞生于同一年的美国从未像殖民时代的西班牙那样实行彻底的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它在革命的150年中确实表现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主要是通过关税的手段实现的。”
现在，美国的学童们知道他们的国家有美国版的斯密－李斯特辩论，当时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新国家应该采用哪种经济模式吵得不可开交。在乔治·华盛顿的第一个任期内，汉密尔顿发表了著名的《制造业报告》，称美国应通过关税和补贴刻意鼓励某些产业，以便与强大的英国人竞争。杰斐逊和其他人则給美国描绘了一个更田园，更个人主义，更自给自足农业的未来。如我们在课堂里学习到的，汉密尔顿输了。他在与亚伦·伯尔（Aaron Burr）决斗时被杀，他没有如杰斐逊那样，在美国总统山（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或首都那样被历史隆重地纪念。他的存在感主要依靠他在10美元钞票上的画像。然而，这是一种奇怪的失败，在汉密尔顿提交报告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美国基本上遵循了他的建议。
1810年汉密尔顿的财政部长继任者艾伯特·加拉廷（Albert Gallatin）表示，英国制造商享有的优势可能使美国人无法追赶。他说，对美国工业来说，“强大的障碍”是“英国的优越资本，这使她的商人能够给予长期信贷，以微薄利润出售并偶尔做出牺牲。”
当然，这正是美国制造商对日本（制造商）的评价。在过去200年中，有关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辩论几乎没有改变。如果从汉密尔顿1791年的报告中删除过时的语言和对过时的行业的引用，它可能会在1991年重新出版，并且很适合进行产业政策辩论。汉密尔顿的论点以及类似的许多现代民主党经济计划的论点是：“没有任何其他目标，比起获得新的有用的工业分支，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公共资金。”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几年中，大多数殖民地领导人都支持英国式保护主义的概念。他们不喜欢在1760和1770年代实施的新的税收政策，但他们已经看到了英国在发展工业方面是多么的有效。到了19世纪，国家关税的适当水平和奴隶制一样，是具有巨大分歧的话题。北方人通常希望提高关税，以保护其产业。农民和南方人希望降低关税，以便他们可以购买更便宜的进口产品。许多政治家都是保护主义者。亚伯拉罕·林肯说：“我对关税一无所知。”“但是我很了解，当我们在国外购买制成品时，我们得到了商品，而外国人得到了钱。当我们在国内购买制成品时，我们既得到商品又得到金钱。”在林肯任期之前，美国曾强迫日本接受条约以“开放”日本市场。多数进口商品的关税不超过5%，美国当时对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近30%。
在188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要求经济学讲师不要接受自由贸易理论。十年后，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说关税是国家财富增长的核心所在：“我们的农业引领全世界；我们的采矿业引领全世界；我们的制造业引领全世界。这是29年保护性关税給我们带来的奖杯。”虽然不同类别的关税水平有变化，但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关税水平一直保持在30％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美国开始鼓吹或实行自由贸易时，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从1945年的约9％降至1970年代后期的约4％。
除了关税外，十九世纪的美国还大力进行产业规划-偶尔用这个称呼，但更经常是以国防为名义。军事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重建基础设施，挑选赢家，促进研究以及协调工业增长的借口。正如杰弗里·佩雷（Geoffrey Perret）在《战国之国》中指出的那样，人们现在所说的“对国家有利”的许多演变之所以发生，仅仅是因为有人当时可以说“这对军方有利”，而这给了政府介入的借口。
在19世纪中叶，拓荒者向西前进，跟随陆军制图师绘制的地图，沿着陆军工程师建造，由陆军要塞守卫的道路。在本世纪末，美国海军一直在寻找建造更大，更坚固的军舰的方法，并一路帮助培育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工业。
托马斯·杰斐逊上任总统前不久，美国政府就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选拔获奖者的项目。英格兰几乎在所有制造业领域都领先美国，在较小程度上，法国也领先美国。车轮和齿轮在整个欧洲转动，但在新美国几乎看不到。1798年，国会授权从当时处于困境并且负债累累的发明家埃利·惠特尼（Eli Whitney）那里大量购买火枪。国会向他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合同，将在二十八个月内提供10,000支火枪。当时的平均生产效率是每个工人每周一支火枪。步枪只是国会所取得成就的一部分：这是为美国形成大规模生产产业提供资金的激励方式。惠特尼没日没夜工作，开发了美国第一台规模化生产设备，并向国会议员进行了演示。他将一套拆卸的火枪锁带到华盛顿，并邀请国会议员亲自将这些部件组装在一起-表明标准化零件的时代已经到来。
佩雷总结说：“新兴的美国武器工业引领了其余制造业的发展。” “因为工业革命的影响，本来远远落后的美国，在仅仅十年的时间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人，它就实现了跻身前列。”美国采取的措施不是只等待它发生，而是有意地促进期望的结果。
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政府对取得具体成果的兴趣远超改善竞争过程。它不太关注定价的正确性，而更关注取得成功。这个主题贯穿于农业推广服务，该服务比自由市场力量更快地向农民提供信息；19世纪后期的造船计划刺激了机床和金属加工行业，飞机制造合同和医学研究。
美国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实际的做法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宣讲的那样。消费者福利只是第二。促进生产是第一。对国内产业的偏爱确实使消费者付出了金钱。对进口英国铁路征收高额关税，使得1880年代美国铁路的扩张比原先的扩张更加昂贵。但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恰逢，甚至可以说促成了美国高效的钢铁产业的出现。试图赶上英国的美国的表现或多或少类似于明治（和战后）日本领导人试图赶上美国的行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过世时不被纪念的，是真正的胜利者。
托马斯·麦克劳（Thomas McCraw）表示，美国模式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实际上的范式。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在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独立革命后的美国，俾斯麦治理下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这些都违反了自由放任的原则。他说，尽管这些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基本的经济战略却大体相同。
简洁的理论，凌乱的现实Neat Theory,Messy Reality
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畅想如果他能再年轻，他会做什么。假设他醒来时是一位目光炯炯的经济学研究生，而不是一位垂垂老矣的教授。他会如何使用新获得的时间？
现代经济学研究遵循三个主要分支：经济学理论，统计学和经济史。到熊彼特写作时，经济理论显然是最吸引人的，统计似乎是最实用的。但是，熊彼特说，他肯定会毕生致力于研究经济史。
这似乎是一个无聊的选择，而且真是如此，更说明我们是如何思考经济生活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也许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经济学领域的光辉灿烂的著作都是和历史无关的。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史只是点缀而已。自1945年以来的每一年，美国经济学教科书都被越来越多的公式，图表，数学变量和回归分析所占据。同时，他们减少了现实世界中真实案例的影响。在1980年代中期，研究人员对美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研究生院的21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哪些因素或多或少对于成为成功的专业经济学家至关重要。65％的研究生表示，要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善于解决问题方面聪明”非常重要。只有3％的人说，拥有“全面的经济知识”非常重要。
对于一种问题，现代经济学已经变得极为精确，而对另一种问题却越来越不感兴趣。英美经济学家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均衡研究”和“约束最优化”上，实质上就是在实验室里做经济学的实验。在实验室中，您可以控制许多变量-温度，照明量或污染量-以便专注于您想了解的单个因素。在数学经济学中，您可以通过理所当然地“控制”许多变量，然后专注于要理解的内容。假设您设定某些人是所有者，其他人是劳动者，韩国拥有半导体产业，而马里没有，女性的收入低于男性。然后，您可以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计算出最佳结果-马里应遵循的贸易政策，以及什么样的遗产税率将使经济增长最快。
在这样的实验室条件下，经济分析工具非常强大。通过正确定价，马里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但是，最有趣和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与假设和约束条件本身有关。为什么有些国家如此持续的贫穷？为什么其他国家能取得如此惊人的进步？
经济分析可以告诉您本周您可以获得最佳投资回报的地方。它可以告诉您税率的变化如何影响今年的失业率。它甚至可以告诉您，新的关税水平将如何在此十年中影响世界贸易量。但是，用它去解释世界经济中的更大的起起落落，却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法国主导了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为什么在那个世纪末如此迅速地工业化的是德国而不是波兰？为什么日本在二十世纪初和现在又迎头赶上。一旦国家确定了排名，经济学就是分析趋势和变化的绝佳工具。但是，正确定价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它们如何达到这些排名以及为什么排名会发生变化。
这不是一个严重的失败，除非大多数人认为正确定价可以同时预测长期和短期。的确，长期证据表明，错误定价，即违反英美经济原则，对于试图迎头赶上的国家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在198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写了一本有关韩国经济的书，名为《亚洲的下一个巨人》。她在那本书和随后的著作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的崛起与日本的工业奇迹以及19世纪德国的工业化有很多共同点。她说，在任何情况下，该国都没有制定正确的价格，让投资者和消费者自由决定将钱放在何处。她说，真正的秘密在于，除非一个国家故意操纵市场以使价格错误，否则它就没有希望在工业竞赛中赶上。
从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是资金。如果您想建厂，要在效率上超越竞争对手，对员工进行培训，使他们可以比别人生产更多，那么您需要资金。如果您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那么您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您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您可能会像美国现在那样将额外的资金用于养老金和福利计划。不过，您仍然需要钱-用于新工厂，研究，分销网络。你怎么得到的？
阿姆斯登总结说，从历史上看，成功的国家通过操纵市场获得了额外的收入。其目标是使人们储蓄更多的收入，并使银行为长期的工业扩张提供更多的资金，这超出了正常市场力量所允许的范围。为了使人民储蓄，一个国家需要提高利率。为了让企业进行投资，它需要保持低利率。根据英美理论，该国只会让这两种力量进行斗争，直到达到自然平衡。阿姆斯登说，但这实际上并不是成功的发展的方式。
工业扩张取决于储蓄和投资，但在“落后”国家中，储蓄和投资的“理想利率”是矛盾的，如果在一个方面较高，在另一方面就会较低。在韩国和其他落后工业化国家，这种冲突是通过补贴来调解的。因此，政府制定了多种贷款价格，根据供需法则，其中只有一种可能是“正确的”。而且，对于其中最关键的价格：长期信贷利率，在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里是“大错特错的”，由于通货膨胀，其实际利率为负。
也就是说，为了使韩国的产业拥有足够的资金，它需要改变规则。阿姆斯登强调说，这项工作的关键在于，这并不是韩国的怪癖。每个追赶其他国家的国家都必须通过改变规则来做到这一点：从人民那里提取更多的钱，然后将钱交到实业家手中。
如今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不喜欢这种新系统，这使他们的经济生活比原本应该的更具挑战性和困惑性。他们没有义务试图模仿其结构，这种结构在许多方面都比现代美国或英国更适合东亚的社会环境。但是，讲英语的世界应该停止忽略该系统的存在，并停止假装它不起作用。
感谢阅读文中配图均源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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