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近期中美关系成了从上到下一致关心的话题，甚至于有经济学家认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博弈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本身。从美国封锁华为的一系列事情来看，中国未来在高端芯片领域花大力气投入，尽快实现突破，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第三代半导体硅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1.两个海平面

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习惯于用“海平面”来比喻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合作和竞争。中美关系从曾经的蜜月期到当前的剑拔弩张，正是两个海平面之间的“对流”引发的。

1980年的中国，近10亿人口，人均GDP仅有 200美元，发展落后，资本奇缺。而当时的美国，人口2亿多，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3500美元。整个国家都在享受着资本主义带来的富足，蓝领工人也普遍拥有房子和车子，“美国梦”走入千家万户。一贫一富，泾渭分明。

中美经济各自独立地处在两个差异巨大的海平面上，直到邓小平先生用“改革开放”打穿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壁垒，经济“对流”开始了。尽管过程中有波折，但最终，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资本、技术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与各地的低成本劳动力结合。这个过程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美国直接产业外包转移到中国的案例并不多，制造业主要是通过其盟友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绕道来到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了一个时髦词汇，这些来到中国的外资企业统统获得了“超国民待遇”。它们除了获得经营性收益，还有汇率、土地增值等额外收入，早期年复合收益率达到惊人的15%。产业转移过程中，制造业的高端部分，包括设计、研发工作留在美国，加工、制造等中低端产业逐步向中国迁移。加州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它们所拥有的技术优势获取了巨大的成本红利和市场红利。纽约的华尔街也分得了巨大的利益。

中国国内从各级政府迫切地“招商引资”，到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席卷全球，改革开放迎来了最为波澜壮阔的四十年。

以下这组数据，勾勒出整幅画面：

1978-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9.8%；

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中国成为最大出口国；

2013年中国成为最大贸易国。

其结果是，中国的人均GDP从1980年的200美元变成了今天的10000美元；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均GDP从13500美元变成了今天的65000美元。尽管两个数字的绝对值看上去依然差距很大，但两个海平面之间的相对高度明显缩小了，经济增长的意义远大于存量的大小。

2.利与弊

凡事有利必有弊。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华尔街和硅谷最为受益。资本和技术流动到了稀缺的领域，获得了更高的溢价。与此同时，美国人民也低价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无数商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物美价廉。但伴随而来的，是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制造业外迁的同时，美国产业工人的劳动机会也大量消失。曾经辉煌的汽车之都底特律，是美国三大汽车巨头福特、通用、克莱斯勒诞生的城市，现如今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城市。硅谷的领先科技，有的短期内无法实现规模化应用，并不能带来充足的就业岗位；有的则因为产业外迁，技术只能在产业链和市场聚集的地方展开大规模应用，特斯拉在上海建厂就是一个缩影。

结果是，美国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矛盾突出。当年占领华尔街的人群，喊出“我们都是99%”的口号，表明美国财富分配悬殊的问题异常尖锐。

其实从2008年开始，美国反全球化的思维就开始显现了。而眼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把美国的制造业企业迁移回去。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市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劳动者普遍感受到了物质生活从稀缺到较为富足的巨大变化。更值得赞赏的，是中国劳动者的吃苦耐劳和学习能力。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处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最低端，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国家在环境、资源等诸多方面付出了巨大成本，尤其是广大劳动者的高强度工作和较低回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改善生活，选择背井离乡。他们进入大城市、大工厂，成为世界经济分工协作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中甚至有许多人，常年忍受着环境简陋、强度高、时长远超八小时的工作状态。美国儿童享用着来自中国质优价廉的玩具带来的欢乐，而中国农村的大量儿童，则因为父母的远离而不得不在童年忍受着孤独。这样的场景一度非常普遍。

在此背景下，中国实现对美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开始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美元外汇又回流到美国，用来大量增持美国国债，收益率从早期的不足4%，到近几年的仅仅超过1%。外商投资中国和中国持有美债出现的巨大利息差，是中国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所付出的成本。

3.消失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中国的收获不仅仅是美元。除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快速发展，同时也有一批以华为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逐步诞生和成长起来。它们从跟随学习到自我创造，甚至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开始引领世界标准，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转型的中坚力量。

从另一方面来说，粗放型经济模式对中国环境、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劳动力成本也不再有明显优势，中国必须转型到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新发展模式上来。事实上，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开始逐步聚集起从低端到高端各个领域的完整产业链。

按照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的各国扬长避短，专注在自己生产率高的领域，从而可以提升总体的经济产出。这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石。但进入21世纪，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给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理论，挑战李嘉图。在萨缪尔森看来，因为中国什么都造，生产完袜子造汽车，造完汽车造飞机，最终优势趋同，使得发达国家手足无措。他临死前问了一个问题：之前造自行车的国家，现在开始造飞机，那么之前造飞机国家的造什么呢？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很多人猜想，萨缪尔森所说的“一方”是指中国，另一方则是指美国。

美国开始旗帜鲜明地对中国展开贸易战，正是基于萨缪尔森的逻辑。中国持续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与此同时美国的比较优势逐步消失，感受到巨大压力。于是，逆全球化开始加速，贸易摩擦、甚至国际紧张局势，都开始出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了保持自己在高科技领域的比较优势，美国开始封杀华为、中兴等高科技企业，意图把中国锚定在一个只能发展二流技术的国家。

此刻，华为这样的公司，对中国未来高科技领域发展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成立三十多年的华为公司，每年以销售总额的10%～15%投入研发，具体到2019年，研发投入1317亿人民币。截止到2018年12月，华为在5G网络方面获得的技术专利高达1970件，占比5G网络专利总数的21%，成为真正的领导者，比同为通讯企业巨头美国高通公司多了824件，其中有部分必要性专利，美国企业也绕不开，需要向华为缴纳专利费。

这一幕恰恰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甚至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突破，直接导致了当下中美关系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今天人们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界定为“贸易战”或“经济战”，就表明了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经济竞争”的范围，而进入“战争”状态。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看来，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技术冷战”。中美这两个曾经互补性很强的经济体，在经济降低贸易依存度大幅下降的下一步，自然就是技术脱钩到技术冷战，最后到达全面冷战的局面。美国期望通过这场“技术冷战”，让中国无法在技术层面继续向上爬，至少可以拖延甚至终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国的挑战。

4.不进则退

中国经济并没有处在安全区。

我国的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业。贫穷问题也还没有彻底解决，如李克强总理说的，中国还有6亿人口一个月可用的收入是1000元。作为经济稳定器的中产阶层，只占总人口的30%。这是中国经济的真实景象，我们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很多人说得那么强大。发展中逐渐有新的问题浮出水面。

一方面，国内劳动力低成本的红利已经消失，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越南、印度等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迁移；另一方面，像华为这样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显著成绩的企业并不多。成本红利消失，技术独创性不足，中国经济走入了“三明治”模式。想要改变这种面貌，必须要加快在技术领域的独立创新，否则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在美国看来，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就不会有外在影响力，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经济就像一台正在向上爬坡的重型卡车，而在脱钩背景下，实现在各个重要科技领域的创新突破和国产替代，是这台经济战车最重要的发动机。

5.缺芯就要被卡脖子

7月16日，中芯国际在A股正式交易，集合竞价阶段，股价涨幅达300.58%。抛开牛熊市环境的讨论，这正显示出国内市场对未来脱钩背景下，中国大力发展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事业的关注。

从技术角度上说，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极不均衡，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光刻机技术领域有明显的优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市场，半导体领域的技术普遍停留在中低端，面临“缺芯”困扰，无法满足半导体产品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同时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时，极容易被“卡脖子”。

氮化镓芯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产业链角度来说，全球化推动了半导体业务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设计与生产分立，也催生出了TSMC、UMC以及三星等独立半导体代工厂的诞生和发展，MTK，Nvidia、ARM等Fabless设计公司的高速增长。而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则迫使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市场必须采取垂直一体化模式(IDM模式)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链。前几天市场上也传出华为将自建晶圆厂，转向IDM发展模式的传闻。虽然未经证实，却也传达出中国在半导体技术领域势在必得的决心。

6.金沙江资本与第三代半导体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突围，不仅依赖于高科技企业的努力，同时也需要资本助力。

金沙江资本长期专注于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创始人伍伸俊先生拥有资深的半导体行业背景。1991年开始，在加拿大北方电讯负责电信级芯片设计和渥太华半导体工厂管理，1993年回国筹建了上海先进半导体公司，并在过去25年一直参与中国907、908和909半导体产业投资。其后也专注于半导体板块的投资，参与了包括国微技术、上海Smart Micro和晶能光电等企业的投资。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目前，金沙江资本正在积极关注第三代半导体领域顶级的技术人才、资本以及客户等核心资源，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平台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希望能助力中国能够在该领域真正实现弯道超车。

唯一适合做氮化镓功率器件的MOCVD: Aixtron G5+图片来源于网络

看多中国、做多中国，是金沙江资本一贯以来的基本态度，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时间点，金沙江资本将与社会各方力量协同配合，为国家在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高科技领域的突围，贡献力量。

正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所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不是在崛起，而是在复兴，中国在慢慢回到本来的地位上。以半导体、集成电路、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技术突破，无疑是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面向未来，我们信心满满。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