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名片资讯|琼·贝兹：在时代的灰烬中燃灯点火

星期一

2020年07月

愿你世事洞彻，亦不摒弃光明。愿你不惧风险，永远年轻。

宜读书

如果爱即永恒，无须任何回报，我希望用我一生去学习。我是自己国家的陌生人，一直指望着在不出卖灵魂的前提下，让自己感到舒服。

所有活着的人都在生存，但有多少人能做到不仅仅是活着？当你已然苍老，谁将会温柔地给你沏上一杯茉莉花茶，并安静地回答那些从你炙热的生命灰烬中挣扎出的、不成熟的问题？你是否已发现一个更为充实的人生？

每个年代都会创造独属于自己的神话，在那里，一代人最深切的盼望与梦想被反复述说，激情的话语闪耀出光影，勾勒成类似故土的图景，让时光中漂泊的心灵得以在回溯中寻找归属之地。显然，琼·贝兹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神话人物之一。她的故事始于1959年夏天，美国新港民谣音乐节，一万三千多人坐在罗德岛的薄雾中，听十八岁的琼·贝兹唱歌。长发飘飘的女孩用天籁般的声音，唱着纯净优美的福音歌，歌颂传统信仰中极致的美善，似一个突然而至的传奇，述说着虔诚与顺服，还有对献身永恒真理与更高理想的渴望。

那个夏季坐着听琼·贝兹唱歌的人们，很快就把她尊为民歌之后，但是他们不会想到，不久之后，她就走上街头，她的身影将出现在六十代年关于民权的、反战的、爱与和平的、言论自由的一系列运动中。吟唱福音歌的美丽女孩，长发下温柔的眼神日渐无惧无畏，最终成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反叛精神的歌唱者与行动者；她在人群面前抱着吉他独自歌唱的样子，凝结为一个固定的意象，被无数人认定是理想主义所散发的不朽荣光的明证。

然而，严肃的历史学家们很难在岁月深处咏叹“旧日何等闪耀”。保罗·约翰逊在《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一书中论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用词颇带讽刺，他说那是幻想的十年：幻想繁荣永续，幻想很多形式的权威都可以被削弱，幻想鲜花可以取代武器，幻想天真和爱可以救赎绝对的平等与自由——激进理想与青春之梦编织而成的幻想，如磁石般吸纳了普通人的情绪，但理性审视彼时的真实世界，充满迷乱与动荡，却找不到该负责任的人。

延伸阅读：《摩登时代》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世界

罗·约翰逊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视角切入，在他的笔下，最为我们熟知的的20世纪时常呈现的是另外一种面貌，本书是作者对于诸多被称为“重大历史事件”的重新解读。

作者：[英] 保罗·约翰逊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 秦传安

出版年：2016年1月

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Ill Fares the Land）中也以沉痛之感道出存在于六十年代的欧美文化鸿沟：年轻一代拥有无处不在的安全感，在他们所熟悉的世界里，生活机会改善、福利国家兴起、社会向上流动，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老一代改革家的目标不再引起年轻人的兴趣，相反，它们日益被当做对自我表达和个人自由的限制。托尼·朱特尖锐地指出：“将六十年代这代人联系起来的，不是所有人的利益，而是每个人的需要和权利，不是公共的善，而是私人目的与愿望。”

延伸阅读：《沉疴遍地》

“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托尼·朱特在本书中揭示了我们如何陷入这种危险境地，指引我们直面社会弊病，并为所在的世界承担责任。

作者：[英] 托尼·朱特

版本：新星出版社

译者: 杜先菊

出版年：2012年3月

“我怎么能假装取悦你呢？为你歌唱，是的。为了刺激你、提醒你，给你带来快乐、悲伤或愤怒……而我会说……念及生命。让生命高于一切。高于领土。高于法律。高于利益。高于承诺。高于一切。” 琼·贝兹毕竟是琼·贝兹，是那个嗓音纯净吟唱福音歌的女孩，她想唱永恒之歌，让生命高于一切。她并不属于二战后婴儿潮那一代人，尽管她与他们生活在相同的年代，记忆中一样有1969年暴雨下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是琼·贝兹拒绝分享年轻的幻觉。别人歌唱夜晚美好的梦，“所有重负都轻如鸿毛”，而她唱《Joe hill》，梦见二十世纪初被杀害的工运歌手乔·希尔，死去的抗议歌手像生命本身一样矗立。

在时代的大雨和泥泞里，六十年代是毒品、性、摇滚以及对“革命”的热情想象；六十年代的政治是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的总和。而琼·贝兹想在爱面前，如朝圣者的莲花般温柔，在正义面前，比最卑微的石子更坚硬。她所生活的世界，为她的经验注入的历史事实，是种族冲突的动荡、越战的炸弹、政变中哭泣的母亲、强权压迫中沉默的受难者。所以她对自己的听众们说：“我会无比甜美地为你歌唱，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但我不能假装取悦你”，她对自己说：“我活在六十年代，而且已经幸存。”

在时代的灰烬中燃灯点火

《钻石与铁锈》

作者: [美] 琼·贝兹

出版年: 2020-6-6

在罪恶的世界里，相信良善

琼·贝兹生于1941年，在家里三姐妹中排行第二。父亲阿尔伯特·贝兹是墨西哥裔的物理学家，母亲琼·布里奇则来自苏格兰。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牧师，父亲阿尔伯特在19岁时就有能力在教会讲道，曾希望自己成为牧师；母亲琼·布里奇会在家庭生活需要做重大选择时，面向信仰寻求属灵的引导。这是一个正派又温柔亲爱的家庭，童年生活的浓缩在琼·贝兹对一个夜晚的眷恋里：“我的父母宠爱我，把我抱到楼梯的窗户边，对着夜空里银色的月亮和闪烁四散的繁星欢呼雀跃。我不知道他们中我最爱谁，于是先拥抱了父亲，再拥抱了母亲，最后靠在父亲的怀里。”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阿尔伯特·贝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受邀成为康奈尔大学运筹研究所主任，也一度担任过培训军事工程师的工作，有机会以高级科学家的身份，更深入地参与冷战期间美国的国防工作，并以此得到巨额薪酬。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这样的方式带给琼·贝兹家庭一个诱惑，所幸她的父母都经受住了试探。那时美国国防的主要核心在于制造更强的武器，阿尔伯特在良心的挣扎之后，选择成为一名和平主义者，琼·布里奇成为一位大学教授的妻子，把玫瑰和常青藤种在自己家花园里，带领全家人成为贵格会的信徒。

“我们从没有其他小女孩成长过程中想要的那些精致却无用的东西，但我们有一位心灵纯净的父亲。正直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琼·贝兹为父母的选择感佩不已。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14岁的琼·贝兹就已经在文章中写下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伤、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种族隔离与歧视。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在于他把自己塑造成怎样的人”，“我相信，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能力使我们做好事，令我们的良心滴答转动。某种至高无上的能力让每日里的奇迹发生”。这些就是她此后一生所信的，即便在少年时代稚拙的表述中，也已如钻石般清晰。

1963年8月27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22岁的琼·贝兹站在他身边，抱着吉他，带领几十万“为工作和自由游行”的人们一起唱南方黑人教会传唱的圣歌《我们一定会胜利》。那个日子被人反复提及，属于琼·贝兹人生中名声煊赫的日子。而她自己把它视为自我奖励的一枚奖章，“看到自由升上头顶，在四周回响”。对于二十世纪而言，那是一个绝对历史性的时刻；但是对于琼·贝兹而言，那是私人的荣耀时刻，是内心信仰与外在社会合二为一的时刻，只是它也恰恰挑旺了公共激情。

琼·贝兹确实有理由把那样的日子视为私人时刻。毕竟，她在自己的中学时代，就遇到了马丁·路德·金。那是1956年，来自南方亚拉巴马州的二十七岁的黑人牧师金，在贵格会布道，他以箴言般的口吻谈论权利与自由，谈论如何在罪恶的世界里相信良善，谈论爱能遮蔽很多罪；谈论对恶的憎恶，不应该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而应憎恶恶行本身，作恶的人需要怜悯，且仍然值得爱；谈论不公与苦难，以及非暴力主义。他的演讲击中了琼·贝兹，让她因为喜悦而哭泣：“金让我热切却无法表达清楚的信仰成形，并有了名称。”

她并没有意识到周遭世界发生的民权运动，也不知道金已然是知名的公共人物。她爱他的布道，只因自己的信仰，而非社会需要与政治责任。即便到了1961年，琼·贝兹的专辑在全国最畅销的排行榜上，作为民歌明星，照例在美国开巡回演唱会，她对民权运动几乎毫无意识，她想去马丁·路德·金的故乡，给黑人唱歌，因为她从未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发现黑人观众。而当她于1963年春天抵达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迈尔斯学院，她才知道，自己是第一个涉足这个学校的白人。那时，伯明翰整座城市的黑人追随马丁·路德·金走上街头抵抗种族隔离和经济不平等，并与白人警察发生激烈冲突。琼·贝兹的音乐会被视为来自北方白人的支持。

伯明翰事件推动了美国南部近200座城市的静坐和游行视为，也把金推到了最伟大黑人领袖的地位，并且驱使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演讲，重述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原则，而把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视为道德问题。在金的梦想被广泛传颂之后，民权法案由各种力量推动着日益全面。1966年，琼·贝兹和金一起护送一群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小学生进入纯白人学校，他们并肩前行的照片，是她终生珍爱的影像。

琼·贝兹见过金讲着轻佻笑话的样子，也见过他颓唐哭泣的样子，并且准备好随时理解和原谅他的软弱，人总会在晦暗不明的时刻屈服于人性本身，从来，赞美都发自死荫的幽谷，从来，信心都降临在独自一人的旷野。在她心里，金依然是那个布道者，因信称义而在她生命里占有重要位置，不因他是圣人。金去世时，媒体采访琼·贝兹，她令人意外地谈论了自己跟金在理念上的不同，金梦想黑人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分子，而她认为社会腐败与不公永远存在，跟肤色和职业无关。她的话回应着自己少年时写下的文字，“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在于他把自己塑造成怎样的人”。

世事洞彻，亦不摒弃光明

整个六十年代，琼·贝兹都不需要担心自己没有听众。她的专辑一直在畅销榜上，持续地受火热追捧，不需要考虑商业压力。她只需要做自己，一头齐腰长发，一口清纯的女高音，一把吉他。她的很多歌曲都是高度政治性的，带着浓郁的抗议与呼吁的意志，但以抒情咏叹调的方式唱出来，幽美的风格柔化了抗议本身的尖锐，仿佛是站在永恒的边缘，为人间的苦难与不公祷告。与她同时代的美国文艺评论家约翰·伦纳德曾记录下记忆里难忘的瞬间，在春日温暖的夜晚，他听到琼·贝兹唱《我所有的苦难》，他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纯洁的声音，这是我见过的比光还漂亮的人。即便在鲍勃·迪伦以摇滚称王，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英雄的时候，伦纳德仍然坚持迪伦歌唱的是现世的模样，而琼·贝兹在信仰与梦想的那一边。“要成为琼·贝兹那样的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伦纳德的评述有他的准确性，2016年鲍勃·迪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那些读了无数文学作品的老人们在授奖词里这样描述迪伦的歌：“他不是为了歌唱永恒，而是为了讲述围绕于我们身边的事物，就好像德尔菲的神谕在播报晚间新闻”。德尔菲的神谕是什么？那是三千年前的石刻铭文：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承诺带来痛苦。时代为自己创造了另外的神话与英雄，把琼·贝兹留在了一个荒凉之处。在迪伦的歌里，人生的尽头是死亡，世界的尽头是无用的复唱，风随着意思吹，答案在风中飘。可是琼·贝兹仍然不能放弃去问一个问题：所有活着的人都在生存，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不仅仅是活着？

世人皆知，她和他曾经是恋人。在1961年格林尼治村的戈尔德民谣城，年少成名头戴皇冠的琼·贝兹，遇到同样年轻但羞涩无名的迪伦，“他的眼神像上帝般苍老，像冬天的树叶那般脆弱”。之后，民谣皇后把这个流浪的年轻人拖上了自己的明星舞台，唱他写的歌，带他走向他自己的舞台与荣耀，承受他的谎言、背叛与贬低。她毕竟是喜欢他的，喜欢他独一无二的创造力，以及这创造力背后所有巅狂。迪伦说，爱是四个字母的脏字。琼·贝兹唱的是《钻石与铁锈》，他唤起她的爱意，本身就是命运赠予，哪怕最后被风吹得褪色难堪，她仍爱这爱意本身。

你觉得可以改变一些事，我认为没有人可以改变任何事”，迪伦以此解释与琼·贝兹之间的分歧。她接受这样的解释，并且对此加以补充：“过去和现在，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除了他是我隐秘的哥哥，我们曾是街上的双胞胎，共同被时代和环境裹挟着。”时代在改变，迪伦在1967年因车祸远离喧嚣，转而寻求上帝和信仰。琼·贝兹仍然听着自己良心的鼓声，做她认为是对的事情。1969年，她成为一名反征兵者大卫·哈里斯的妻子，一起践行非暴力主义，怀着身孕在大卫未入狱时就想象他被释放与她拥抱。喜爱不一定带来共同的价值立场，但持有共同的价值立场也不能确证爱的长久，他们的婚姻维续三年就抵达终曲。

1972年的圣诞节，琼·贝兹在越南河内的防空洞内，亲身经历了美军在越南发起的圣诞大轰炸，她把轰炸的声音和谦卑的祈祷都做进了自己的歌曲里，因自己是美国人弯腰请求宽恕，且更加坚定地反对战争，理由是，“这一生，我未曾见过不怕死的人”。在最动荡复杂的局势里，琼·贝兹依然坚定地持守“生命高过一切”的理念，立场鲜明地反对极权、死刑，反对一切对人本身的压迫和贬低。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人的努力也许最终未必能扭转局面，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彰显人的尊严。在这一点上，迪伦和琼·贝兹各自对了一半。迪伦的作品是他的诗词和歌曲，琼·贝兹的作品是她活过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