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十个亿造卫星，只需要几千块获得服务。”视频里敢于直言的“天仪杨峰”，其幕后身份是天仪研究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近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天仪研究院是中国商业化SAR遥感卫星及科研卫星的开拓者和引领者，秉承“让航天触手可及”的使命，致力于研制极致性价比的小卫星，为航天科技集团、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在内的几十家科研院所、大学和商业企业提供短周期、低成本、一站式的小卫星研制及数据整体解决方案。
天仪研究院核心团队成员主要来自于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航天单位，同时还有来自于国际的航天人才，累计参与了国内外近百个航天型号(卫星、飞船、空间站)的研制任务。
杨峰既能解释天仪研究院瞄准SAR（合成孔径雷达）遥感卫星的原因之一是国内防灾、减灾、救灾刚需，也会“抠”研发投入，要求极致降成本。他强调自己创业赛道选择的差异性，运营抖音账号也是如此。
采访中，他多次提到马斯克，当记者问他是不是想成为“中国版马斯克”时，他觉得“这不好比”，他认为自己在国内算得上“足够有个性”的人，“可还是没办法跟他（马斯克）比”。
杨峰所创办的天仪研究院已经成功发射三颗SAR卫星，而“目前全球拥有两颗以上SAR卫星的国家，不超过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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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峰介绍，天仪研究院最早瞄准空间科学实验卫星领域，但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光学遥感卫星成像条件苛刻等因素，又让他瞄准了SAR遥感卫星赛道，希望为“自然灾害开天眼，同时证明自己的技术实力”。
SAR遥感卫星如何为自然灾害“开天眼”？对此，杨峰表示，它们提供应急影像，为救灾和次生灾害预见监测提供空间技术支持。“天仪研究院的‘海丝一号’‘涪城一号’等SAR遥感卫星曾出现在2023年7月的河北省涿州市暴雨气象灾害，2022年1月汤加王国洪阿哈阿帕伊岛海底火山爆发，以及2021年1月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地震等灾害的遥感观测中。”杨峰说。
但SAR遥感卫星技术突破并非易事，天仪研究院当时提出做轻小型SAR卫星时遭到很多投资人反对，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做过几百公斤的卫星”。杨峰回忆起初做SAR卫星时的艰难时表示，“我每天都要处理太多事、太多情绪，所以只有让自己变得钝感一点，才能不需要停下来，我还要保证团队不被这些声音影响。”
他认为，天仪研究院最后成功做出轻小型SAR卫星关键在于“是真的会做小卫星”，发挥了“这些年迭代下来的做工业级轻小型卫星的设计理念和工程经验”优势。据他介绍，天仪研究院的SAR卫星重量比同等精确度的其他SAR卫星有所减少，“其他家几吨重，我们只有几百斤。”
杨峰预计，拥有10颗SAR卫星就能实现比较好的现金流效果，“一年大概有20亿至30亿的营收，利润在50%以上”。他透露，天仪研究院进一步研制的InSAR（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正瞄准住建领域，“做房屋安全监测、大型建筑或大型资产的沉降和形变监测等，主要客户来源是房屋业主单位。”目前，天仪研究院共3颗SAR卫星升空，未来还有120颗卫星组成的星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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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卫星需要发射多颗卫星、组成星座，才能提供服务，进而实现收入。当贝壳财经记者问及天仪研究院短期内如何实现业绩过渡时，杨峰的答案是帮其他企业定制卫星，整星交付或者提供数据。
据杨峰介绍，天仪研究院的空间科学实验卫星和SAR卫星都使用通用化的卫星平台，都可以更换不同载荷，适配客户的定制需求。“从具体商业订单来看，天仪研究院的两类卫星产品‘可以说是赚钱的’，但用户量还不够多。”杨峰说。
他认为，卫星应用“挣不到钱”会产生行业连锁反应，“可能不会有人去买运力、买卫星制造、买火箭、买测运控；火箭不会去买发射场、发动机，卫星不会去买零部件，测运控不会去建天线。如果大家都挣不到钱，整个行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消失。”
为此，“天仪研究院也在向下游延伸，目前客户可以通过我们提供的云端数据商城获取数据，未来还可能推出垂直遥感行业的大模型。”杨峰说。
他还提到卫星制造的产业链带动作用。他将该带动作用解释为，卫星制造企业负责卫星平台和关键组件的设计、制造，从而带动上下游的制造工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降低自身成本。
“使用工业级材料代替宇航级材料是天仪研究院成本下降的关键。”杨峰强调。他表示，天仪研究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测试和大胆试用，“甚至用了42块钱的消费级摄像头来观察自研卫星的离轨帆能否正常打开”。
在认可卫星制造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同时，杨峰也认为尚未出现能在供应链标准方面具有话语权的“链主”。他指出，国内卫星行业还达不到供应链标准化的阶段，“因为（企业）谁都不服谁”。他表示，很多卫星的设计逻辑、卫星平台思路都不同，行业里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够说“跟着我的标准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不差”的领军者。
“现在就像春秋时期群雄争霸，随后将进入战国七雄相互吞并的局面。如果统一技术路径可能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客户’，但目前还没有出现。”杨峰说。
本文来源：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白金蕾、韦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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