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9-21日，由清科创业、投资界主办，华发集团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在珠海隆重举行。现场汇集国内FOFs、政府引导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家族基金、保险机构、银行资本、VC/PE机构、上市公司等200+LP和万亿级可投资本，共探新经济下的股权投资之路。

会上，北京科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克峰、南京紫金投资集团副总经理万舜、重庆产业引导基金董事长杨文利、浙江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钧围绕“政府引导基金的精细化运作”进行了圆桌讨论，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韦孟担任会议主持。

以下为对话实录，经投资界（ID：pedaily2012）编辑整理：

韦孟：经历了十年的发展，政府引导基金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到现在，全国有两千多家引导基金，已经渐渐做大。那么今天我们探讨一下引导基金精细化管理的问题。首先还是先请各位老总做个自我介绍。

刘克峰：我们是2018年成立的政府引导母基金，总规模300亿，是北京市市级层面聚焦科技创新的引导基金。我们的基金以“三个引导”为政策设计初衷：引导投向高端硬科技、引导投向前端原始创新、引导投向适合北京高精尖产业的项目孵化落地转化，这三个是我们的政策目标。

三年来，我们现在跟四五十家全国优秀的GP合作，成立的子基金达到700亿规模，重点投向大信息、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等领域。

万舜：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是因南京市打造创新名城的战略需要而设立，注册资本50亿，帮南京市管理近200亿的母基金。我们既投资子基金，也做一部分直投业务。目前参股的子基金总规模超过了1200亿，合作子基金有81家，子基金投资的项目共有500多个，主要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天使阶段、VC阶段的投资。

杨文利：重庆产业引导基金于2014年成立，主要做母基金。目前实缴资本102亿。我们一直坚持不直投，做母基金。一共发起了35支基金，总规模接近400亿，正好是南京的一半。我们投资的项目有300多个，投资金额差不多200亿。我们虽然是政府引导基金，但7年来一直坚持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投资GP，完全按照市场化规则，现在我们上市的企业有十几家。

郑钧：浙江省产业基金从2009年开始运作，发展到现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目前金控管理公司作为政府基金的管理人，管理政府基金额度451亿，主要是引导有助于浙江产业发展的投资项目，主要方向是高精尖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目前我们在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寻找更好的合作伙伴。

韦孟：我也介绍一下青岛引导基金，现在是运作10年，成立了100个基金，形成了1000亿的基金规模，投了500多个项目。

杨文利：疫情下，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等因素，对实体经济还是很有影响的。但现在也一个很好的时期，国家对创新的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说创新是发展的第一驱动力，要实现经济发展，达成2035年远景规划目标，国家把创新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我相信国家的政策也会越来越多，支持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主张自己是市场化运作。在我们看来，政府只做产业发展的方向规划，引导社会资本进行长期投资。如果没有引导基金做中流砥柱，可能社会资本会转来转去，炒这炒那的，而且前几年暴雷的不少。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做投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多次呼吁，政府引导基金不做让利，怎么投怎么分还是按照市场规律去做。虽然政府引导基金参与其中，但我们觉得，基金还是做好市场化资源配置。至于让利这类资源分配行为，不该由市场主体来做，而应交由政府。对于投得好的合作子基金可以通过财政进行奖励，而不是引导基金让利。

最近，重庆做了有点改变。5月18日全市整合了市级政府投资基金，包括重庆产业引导基金、重庆天使引导基金、科风投等，合并组建了重庆市科技创新投资集团。今后，我们更突出往早、往小、往前沿科技的项目上投。过去我们已经布置了全产业链、全阶段的投资，除了房地产、二级市场，我们一、二、三产业都有布局，从种子、天使到PE。今后我们更倾向于偏早期的项目。

万舜：去年疫情期间，南京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去年一季度，南京市是江苏省13个城市中唯一实现GDP正增长的城市。在去年疫情很严重的情况下，南京跻身全国GDP十强，而且增长率在十强城市中名列前茅。我们反思，南京为什么能在疫情期间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因为南京为了打造创新名城，出台了很多举措，而这些政策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此外，这种力量的产生，跟南京的禀赋密切相关。南京是科教名城，科研院所和好的企业数量众多。疫情后的比较优势显现，加上我们创新名城战略的实施，让南京去年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从资本赋能的角度来讲，我们发现在产业端南京可投的项目很多，而且高科技企业没有太受疫情影响，所以坚定了我们的决心，坚定了我们资本赋能的决心，这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我们将继续在创新名城的道路上发挥科创、科教的比较优势，这条道路我们将走得更加坚定，建设创新名城的各项举措也将会推进地更快，更深入、更系统。总结一句话，疫情下坚定了我们支持科创，支持资本赋能科创的信心。

刘克峰：今天在这儿开会，感觉疫情已经渐行渐远，当然全球来看疫情还依旧肆虐。回过头来看我们走过的路，政府引导引进在当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政府引导基金是职能的发挥。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政府引导基金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实际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当时，我们跟合作的GP讲，北京科创基金作为引导投向高端硬科技的基金，能不能用投资的硬科技来打这场硬仗？我觉得我们合作的GP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表现，比如说从早期的疫情追溯、检测试剂、远程监控、测温，到后面的疫苗，到现在的相应的抗体药，还有在过程当中的便携移动式的辅助医疗设备，我们合作的很多GP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产出了很好的产品、技术、服务，为这场战役作出了硬科技的贡献。

第二，疫情确实阻断了我们的供应链，特别是国际供应链。我们认为这些环境正是疫情下新出现的投资机遇，它影响了我们的产业链，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创新链。这些卡住的东西正是政府引导基金投向的重要节点和领域。我们这一两年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布局，有些项目来自于北京科研院所的研发机构，有的项目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布局的企业。这些对于我们走两个双循环的道路，抓住疫情后变危为机的节点是很好的投资机遇。

现在，疫情进入常态化的防控阶段，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要快。之前我们说投硬、投准，现在我们要加快投资的步伐、投资的节奏。当然我们的融资到位、精细管理的过程要为市场尽快注入资产，让创新资本留下创新源头。

韦孟：借着这个话题，当前我们各地引导基金在精细化管理方面遇到了什么问题与痛点？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否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相关经验。

刘克峰：在座几位政府引导基金的模式都不太一样，从我个人理解，政府引导基金有几个特别需要关注的。

第一，基金定位。现在看到政府基金越来越多，从国家层面、央企层面到地方，地方分省级、地市级、县级，政府引导基金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基金定位一定要清楚。现在我们也看到一种趋势和苗头，基金特别是政府引导基金，作为一种招商手段，这种功能是有的，但把它当作多大的成分、发挥多大的作用？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定位既要跟区位和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也要依托自己的禀赋、产业的创新，把定位找准，基金可持续才有保证。

第二，基金运行管理的体制机制。基金是很市场化、高风险的领域。国资相关的监管、管理要求和市场化运作存在不适配的地方。面对这些不适配的地方，我们管理的体制机制怎么跟它相衔接？比如我们的合伙人能不能持股、后面能不能进行分配等等。基金本身的考核有它专有的指标体系，而不是简单用国资的体制来做。

另外，作为引导基金，我们选GP的标准不太一样，这个标准的设立也要符合自己的定位，标准定得好，选出的合作伙伴就能比较容易帮你实现整个基金的策略。

这几个点是政府引导基金应该特别注意的。

万舜：关于政府基金的精细化管理，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说明。

第一，我们在选择GP的时候进行了分类管理。一类做产业子基金；一类做科技子基金；一类是做天使子基金。我们给这三类GP（管理人）制定了不同的准入门槛，做差异化评判。产业基金更看重管理人是否具备一定的规模、一定的综合能力；科创基金更重视管理人是否具备足够的投后赋能能力，帮助企业发展规划的能力，帮助企业解决痛点的能力；对于天使基金我们更重视管理人是否去进行技术路线、技术趋势的研判，以及发掘天使项目的能力。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差异化评判，制定了不同的标准与门槛。

第二，我们作为政府引导基金，更重视子基金投资领域与南京市八大产业链的契合程度。

第三，我们更加注重跟基金管理人、GP之间联合进行投后赋能的工作。因为我们是政府引导基金，所以对于相关企业优惠政策的制定，对于各个区域园区的支持，对于孵化器的合作，对于相关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赋能更加关注。比如紫金投资是金融全牌照的集团，也是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最大的股东。金融企业比如融资租赁、担保、银行等，他们都可以对所投企业进行赋能，那么如果子基金投了项目，我们就可以跟子基金管理人一起对这些企业进行赋能，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我认为赋能也是精细化管理的一部分。

杨文利：刘总讲得很好，我深有同感，其实大家做法差不多。刘总说到产业引导基金的定位。现在大家都知道国资的考核是当期考核资产收益率，跟我们这个行业的长期性有点差异。我经常跟国资讲，我们是种果树的，种几年才能结果，还有大小年，这是我们的一个痛点。

另外，现在有一种声音说，政府引导基金不应该赚钱、不应该与民争利，觉得政府应该全部让利。其实政府有算账的，投资产业后有税收、就业。我们坚持跟其他社会资本同股同权、同进同退。基金是市场化活动，都是独立的市场法人和企业。如果政府赚了钱，政府可以给投资团队、社会资本、税收政策一定的奖励。那是政府奖励，不是企业让利。企业相互让利就不是市场化，这有很大的风险。之前有一位有名的地方领导讲，我们可以容忍很大的让利或投资失败，没问题，可以容忍40%。但我们投资任何一个项目都是奔着上市赚钱去的，不是奔着你亏钱。

另外，其他城市，特别是西部反映说，东部城市让利，为什么你不让利？企业是没有分配功能的，我们是财政出资。赚了钱，财政收回去，产生的财政收益政府可以出台政策给予一些奖励、补贴、补助，分配权在财政。如果企业让利是不长远、不让利的。

我们一直说做引导基金，稳定产业的发展，内心是十八届全会那两句话，一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作用是让市场发挥作用，不是左右市场机制，而是更好的维护它。二是建立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国内的直接融资比例还是不高，所以我们还是要不忘初心坚持这个理念。做基金管理一定要秉持这一信念，如果方向偏了，出发点就有问题了。

说到精细化，我们也做一些尝试。这是对GP，比如我们对项目的分类、分级管理，做子基金的绩效评价，对GP搭建服务平台，包括跟园区、银行客户、主管部门，相互之间搭建对接会，每个月举办一次甚至更多，落地的政策也会协调落实。对项目，我们协调政策，协助宣传，牵头做好投贷担联动等等。

过去十几年投资人满天飞，各地项目很好找。现在更需要深耕细作，各地几万亿的政府引导基金，现在都比较注重GP投资对区域的理解，更要专注一个区域发现商机。

刚才讲到疫情，我很有感触。去年一季度重庆市出的数据，GDP竟然超过了广州，这是全国人民觉得很吃惊的一件事情。其实30年前，90年代初的时候重庆GDP是比广东高的，1992年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协议的时候。刚才讲到供应链，其实还有双循环，国内大循环的概念，通过国内大循环，重庆内地对着欧洲、中欧班列，又是中新合作的城市，互联互通。国内大循环下，内陆市场、资源会更广一点，产业未来发展的基础更好、更经济。在双循环的情况下、新的发展格局下，对中西部也会迎来一个发展机遇。

韦孟：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化偏向和政策性偏向是探讨比较多的问题，很高兴看到重庆在兼顾政策目标情况下还不遗余力的进行市场化探索，也希望重庆引导基金可以探索出更多市场化经验与大家一起分享。

杨文利：刚才说到招商引资是地方政府的责任，重庆有返投的要求，但没有招商引资的任务、指标。我们做了政府引导基金之后发现，股权是市场最紧密的纽带。政府通过股权招商、落地更可行，我们投外地的项目也投了不少，如果重庆不适合也不希望它到重庆来，不要只是为了招商引资，而是要觉得重庆适合你发展。

郑钧：我对这个话题也有所思考，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天然代表了政策性，但投资是一个市场化行为，两者有不适配的地方，甚至有矛盾的。怎么去调和？它永远都是在路上，没有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我们感觉有几条路径。

第一，站在政府、出资人和考核者的角度，他要更理解投资的实质，要对基金的作用和最终的结果有一个更科学的判断。这个角度来说，浙江省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我们产业基金发展到今天，管理手段已经进行了三轮的改革：1.0版本主要是母基金管理的初始概念；到了2018年“2.0版本”把引导基金细化细分，针对产业作了细分，不同产业由不同的主管部门做项目的判断，对项目做一些要求，我们作为管理人进行推进；到今年是第三轮改革“3.0版本”，管理更加明确，投资主要分为三大类，1.战略类，投资比较大的，能够引领浙江发展的产业；2.技术类，主要是高精尖技术；3.效益类，跟市场化更接近。前面两类以产业的引导、扶持为主，我们是让利，第三类更需要投资回报。这三类改革体现了政府对基金的认识在不断提升。

还有一个考核的问题，目前我们在具体的磨合当中，作为管理人来说，我们更渴望的是市场化机制。我们作为体制内的基金能不能做混改？这一类国家的基金，像深圳、江苏也都做了一些探讨。我们也做了一些探讨，目前看来也是一个方向。接下来是对效益类投资的考核有所提升。

第二，站在自身的角度，如何完善我们的能力？我们不仅仅做LP，我们也参与做GP，我们的团队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通过市场化的投资行为，也在把团队逐渐打造成更加具有投资实力的团队。我们跟具体的GP及政府合作中也可以更进化。比如其中是数字化手段，最近两年花了比较大的成本，我们建了一个投贷保单系统，所有投资行为都有数字画像，对投资管理有很好的增值服务，对于下一轮投资也会有好的判断。

第三，分类细化，赛道的选择，哪几类是适合我们的产业引导的。

第四，寻找一个好GP，他要适合我们的赛道，以及适合整个基金的发展前景。

韦孟：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来的很多朋友都是优秀的GP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各地引导基金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有哪些主要的考核指标？请各位分享一下自己的情况。

郑钧：简单说几个维度，好的GP不仅仅看头部机构，也看GP与我的赛道是否匹配的，比如对这个产业有产业研究基础、有专业的能力。

第二，团队要稳定。不只是机构带来的影响力，具体跟我们合作的团队要相对稳定，能力结构要匹配。

第三，团队合作度。毕竟是政府产业基金，我们对于政府的相关要求会比较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要求加大沟通交流，在某些方面要相互有一些妥协。

杨文利：我们有一支基金投了5年，现在投了16个项目，独立IPO有6个。我们选GP不在于大，大牌机构必须是金牌团队。黑马基金我们也不排除，我们欢迎，但是你要了解这个行业、了解这个区域、了解投资的领域，我们特别看中投资策略，如果达成一致就靠谱了。这种团队有募资问题我们可以协调资金，降低他的投资压力，也可以多配一点资金把团队扶起来，让好的GP在当地产业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万舜：我们跟GP的合作，这里强调两点变化：一升，一降。一降是把返投比例降下来，不低于1倍，原来是不低于2倍。一升是我们把对GP团队管理考量的门槛、档次提高了。降低返投比例的要求，就是跟更加优秀的GP合作。这是“一升一降”，降低返投比例，提升管理人的准入门槛。

另外，跟我们合作的GP对南京要有相对比较好的了解或者愿意来了解南京，然后我们共同努力找优秀的项目，投优秀的项目。如果只是为了融资，表面上完成了一点任务，这不是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努力，这样的GP我们最欢迎。

刘克峰：我们选择GP很核心的是对于科技创新的理解与认识，我们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GP。总体有几点。

第一，投资策略，怎么理解创新。这几年，我们很重要的策略是投硬、投早、投长，你的策略中有没有这些元素。

第二，投资业绩。我们看业绩当中需要把一些软的、服务的剔除出来，要尊重你的科技创新，而不是模式创新。

第三，团队中有没有科技的背景。过去团队中很多都是学金融、财务、投行的背景，现在我们更看中理工科的背景。现在创业自身的团队中，有很多学理工背景的人加入，这是挺重要的，特别是跟早期科学家、创业者、科技创业团队交流时。投资人缺乏理工背景，沟通起来是有障碍的。

第四，对投资科技创新企业投后赋能的整个服务体系。VC、PE前投后的团队基本是1：1，我们看到投早期硬科技的投后服务团队规模越来越大，有的能到1：3，甚至还高，甚至是独立出来做相应科创投资的投后服务。因为科技企业的强项在于科技创新，创新的门槛高，但短板不足也非常明显，这需要我们的GP有多元化的、专业的、高效的赋能来支持他们，否则投资的成功率会受影响。

总体来看，围绕这些比较细的维度找出志同道合的GP。

韦孟：大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定位有不同，选择也不同。青岛引导基金跟大家也差不多，包括头部机构、有产业背景的机构、黑马机构这些都是我们重点合作的对象。这么多年，我们也更加务实，一定要选择跟我们最契合的、理念一致的机构合作，这是一个大的共性。也希望后续GP能多支持引导基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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