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滩科创会客厅是在上海市虹口区金融工作局指导下，由上海北外滩金融研究院发起，信熹资本及招商银行联合主办的系列活动，会客厅活动已成为生命科技（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数学化医疗）和物联网（芯片、传感器、半导体材料）两大领域的科创企业家、技术专家、资深投资人深度交流碰撞的开放式平台。
上海北外滩金融研究院(NBFI)是由信熹资本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政府部门共同发起设立的、专注硬科技买方研究的非盈利机构。
信熹资本创立于2015，是一家专注硬科技，采取树干投资策略、践行狙击手投资风格的专业投资机构，信熹背靠丰富的产业资源，管理大型金融机构、央企及政府的长期资本，过往基金IRR高达118%，多个早期项目已成长为估值百亿乃至千亿的硬科技独角兽。
2021年4月23日，“北外滩科创会客厅--中国创新药的黄金十年”活动成功举办。本期邀请了国际知名分子生物学家、耶鲁大学病理医学博士委员会主席傅新元教授（傅教授发现了JAK-STAT信号传导通路，这项成果的转化至今已成功上市了八款药物，傅教授同时也是健艾仕创始人的）；主导收购武田（中国）并创建海森生物的钱亢先生及海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总监、保荐代表人王永杰先生，三位演讲嘉宾分别做了精彩分享。
傅教授本次带来的主题是对于转折点的洞见，既探讨了当前中国药物研发和市场的转折点，也从自身经历讲述了从教授到连续创业者所经历的转折点。傅教授首先肯定了国内医药领域的快速发展，认为国内多数药企采用的快速跟进策略至今发展得很成功，也符合这一时期我国国情和资本积累过程，但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的新药研发仍然缺乏完全的源头创新，这也成为了限制新药产品国际化发展的瓶颈。国内药企近年来在研发上的投入逐渐增长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海外各大药企在研发方面投入的力度相比仍然相差悬殊，在全球的原创新药格局中我国仍然是空白，这一现实情况揭示了我国新药研发的未来之路需要原创，创新药行业的发展或许已经进入到转折点，要从me-too进入到真正的源头创新。
傅教授认为要做创新就需要打破长久以来的me-too文化和习惯，中西方文化对于机理的探索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文化崇尚继承，而西方现代科学的精神在于对机理的研究。傅教授对傅氏创新药的五条“金标准”做了剖析，指出其中最难践行的就是全新的作用机理，目前我国本土还未有一家药企能够达到这一标准。但从实际出发，他认为不必苛求符合全部五条标准，关键在于能够抓住创新的机会。以CELGENE为例，它最初的成功来自于老药新用，新靶点和新作用机制上发现了新用途。
傅教授也分享了自己的三次创业经历，第一次是在1992年发现JAK-STAT通路后将专利授权给药企开发JAK抑制剂；第二次是在2003-2010年期间与俞强、袁钧英、刘钧等学者创立了Ambrosia；第三次是在发现STAT5-Th-GM通路为与炎症相关的新靶点后于2018年创立健艾仕，2021年将有四个药物临床在欧美获批，预计五年内首个药物上市。傅教授正在用亲身经历展示新药从基础研究到研发成功的历程，自己也实现从学者到创业企业家之间的突破。
钱亢先生在创业前拥有超过22年的头部跨国药企工作经验，2020年12月主导收购武田（中国）心血管和代谢部门，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海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他从自己的职业经历和创业历程谈起，分享了对于国内创新药行业发展的思考。
钱亢先生认为创业讲究差异化和创新精神，他从中国文化的问题谈起，指出了中西方的创业思维的不同，西方注重行业的生态协同发展，而中国则偏向于同质化竞争。创新药市场的差异化可以在三个方面考虑：CMC、临床研究、商业化。国内目前临床研究的现状是药企间争抢临床病人导致资源紧缺，使研发成本高企。国内在商业化上创新的药企很少，反观海外药企的发展则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期间通过兼并整合扩大，再进一步聚焦某些领域。以武田为例，它形成了肿瘤、消化，血液、罕见病、基因治疗五大核心领域重点发展，对于其他非重点资产则会出售。海森收购后通过承接武田的运营管理体系，继续以国际化为未来的商业化方向。
钱亢先生认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将成为许多药企命运的分水岭，此前大获成功的企业作为旧环境下的既得利益者，很难落实改革以适应新环境，其中也包括来自内部的阻力，在改革的形势下可能将步入衰退，它们常用的对策是在原有体系外重新创立新公司来适应改革；相比之下，新企业轻装上阵，没有沉重的包袱，在改革中能够更好地抓住发展机会。他也谈到了企业文化是带有创始人风格的烙印深植于公司基因中而贯穿企业发展始终的，创始人背景或是科学家、医生、商务，也会使各企业的侧重点不同。面对医改，许多药企在一致性评价、集采政策后选择me-too路径，但本质仍是新瓶装旧酒，在遇到医保谈判后又面临了新的压力。目前医疗行业的主要矛盾是医疗需求和资源供应间的矛盾，产品如果没有疗效和不可替代性就无法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国内的药企在新药开发时并没有充分考虑临床需求，在临床设计能力上偏弱，而me-too方式正好可以照搬现成设计方案，成为了首选。但实际上CMO对于新药研发非常重要，比如在临床设计上通过卫生经济学的设计，即使是非劣效性试验的药物也能取得良好的市场。
钱亢先生也分享了在与多家国际巨头药企竞争收购武田业务过程中的心得，一是要与原企业对被收购业务的管理理念一致，二是要尊重原企业的企业文化，三是要体现能在收购业务后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并对原企业起到正面影响。他认为未来中国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国际并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贸然使用价格战策略，海外并购的规则并非是价高者得，高价策略也不被海外文化所认同，是国际谈判的大忌。
王永杰先生主持、参与了多家上市公司的IPO项目，对创新药企业资本市场规划有深入的研究，他演讲的主题是“最好的产业，最大的机会”。他首先回顾了过去十年医疗行业的发展，从药监的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加强监管，医保控费、两票制、医保谈判等医改措施，到国家对医药健康产业规划，这一时期政策密集调整，覆盖面和力度前所未有，深刻影响行业发展格局。政策变化影响了产业链各个环节，使研发和生产、流通、医疗、医保领域都产生了变化。创新药发展的良好趋势也吸引了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潮。2017年出台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鼓励创新药，成为了医药领域投资的分水岭；其后，2018年开始的集采开启了从布局仿制药到创新药的转变，成为了影响投资的深水炸弹；2018年港交所推出18A，2019年国内科创板开闸，使Biotech公司迎来资本的春天；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变了国人对创新药的认识，国内创新药投资热潮此起彼伏。王永杰先生将中 美两国医药生态作了比较。美国医药企业从基础研究到销售各个环节的生产要素发展成熟，各个环节均有相匹配的资金支持、人才支持、外部服务机构、政策支持，已经形成健康发展的产业生态圈。我国医药企业的发展由海外人才回归和跨国企业研发中心的人才培育提供了医疗创新的人才基础，在临床阶段的应用创新和产业化创新阶段获得了大量的国内资本投入，CRO企业建立了良好的服务体系，专利补偿制度也得到了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仍存在基础研究起步晚、临床前研究的资金支持不足的劣势。对比两国药品的销售额结构，美国的专利药占比约75%，而我国的专利药占比仅25%（其中20%为专利过期原研），因此，创新药的发展空间很大。
王永杰先生进一步介绍了科创板上市标准，着重分析了创新药企业采用第五套标准时会遇到的问题。高于40亿估值和开展二期临床试验是两个关键条件。40亿估值指的是发行估值，而非pre-IPO轮估值，如果pre-IPO轮低于40亿估值也能被受理，届时将依据保荐机构论证的估值，并且也不要求有知名机构的投资记录。对于二期临床试验并未明确要求企业已获得关键数据，但受理时仍然基于市场化博弈，因此保荐机构通常仍然会建议企业在二期获得进展后申报。此外，企业的核心产品管线中要有创新药，如果全部为生物类似药或仿制药则不会被接受的，并且企业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也是衡量点之一。对于企业以第五套标准上市后的退市条件，在第4个完整会计年度可以不盈利，但收入至少要达1亿元。此外，企业也需要注意管线的丰度，以防研发失败后触发退市。对于管线的数量，我国的要求偏高，通常在10个左右，而美国在3~5个较为常见。科创板上市对于科创属性的要求经历了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加定量的过程，并且还加入了负面清单，限制了模式创新和投资类医疗。此外，对于全部管线产品均为license in的公司，原先是能够被接受的，但目前的最新进展还在观察中，上市的政策规定是不断改变的。通过结合撤回案例的分析，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即是否符合上市条件以及上市后是否能持续符合上市条件，问题的核心在企业的商业化能力。最后，王永杰先生对创新药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给予了建议：企业最好具备新药发现能力，如果全部管线产品均为license in，建议先观望；高度重视MAH，MA持证人是审核无法绕开的关键问题；申报时点和审核进度需要与业务进度匹配；融资进度及金额要与关键里程碑和申报及上市时间点匹配。
随着有技术有经验的团队归国、监管与制度变革，国内老龄化远超国际水平且发病率高，加之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健康消费升级，促进了创新药的进口替代和创新发展，我国已迈入快速发展通道，国内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创新模式快速迭代，创新药龙头企业的价值正在逐步凸显，我们将迎来创新药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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