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决心建构者都是在“逆行”。
作者 | 甲小姐
今天，甲子光年成立三周年了。
从2017年10月10日的《站在两个世界之间》，到2018年10月10日的《世界依旧滚滚向前》，再到2019年10月10日的《关键不是你的所见，而是你的目光》，每年此日，都是不谈严肃行业分析，只聊心里话的“跑题日”。
对于2020，任何概括式的定调似乎都很苍白。
“今年怎么样呀？”好久不见的人们习惯性打招呼这么开场，然后便是意味深长地相视而笑。
本想觅得一个形容词来概括这一年，却是心中千回百转而下笔艰难——也许，“2020”，这四个数字本身已然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
魔幻的、吊诡的、荒诞的、剧变的、叹为观止的、每当以为剧本也就这样了吧却总有新剧情刷新认知的……100年后回看，相信2020年会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知识点密集的一年。
国际局势让宏观大环境的背景布模糊不清；经济增速的放缓在层层传导中放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疫情又在各行业全方位踩下急刹车……一系列大事件正在不断挑战我们赖以生存的理性和智慧，带来解构和幻灭——碰撞撕扯中，传统的秩序和规则受到冲击，旧有的逻辑和认知遭到破坏，慌张、焦虑、怨愤、戏谑中，人们开始对那些普适性的规律，甚至对科学理性精神本身产生怀疑。
前阵子和一位科技媒体记者朋友吃饭，她玩笑感慨：
“今年写产业分析干货没人看了，读者都觉得既然赚不到钱，费什么劲呢？不如去写写股票，毕竟有财富效应。”
这句话真是听得人心塞又难以辩驳。
的确，早几年，人工智能、区块链、RPA、数据中台，各个科技概念横空出世时都鸡血值很满，而到了2020年，除了“直播带货”和“地摊经济”等疫情催生的经济现象外，在真正的科技创新领域，似乎人们连创造新概念的兴趣都没了。
为什么呢？是创新停止了吗？
1.原子比特交汇处
不。创新之路还在，只是没有任何一言以蔽之的新概念可以轻盈概括罢了。
上个月，北大国发院的周其仁老师谈及此刻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民营企业都是骑在虎背上，不是骑在马背上，只有奋勇向前一条路可以走——马背下来还可以上去，虎背就不同了，下去就几乎没有机会上去了。
“今天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增长速度跌一两个百分点、三四个百分点，也不单单是疫情，甚至也不单单是中美贸易摩擦，它是一系列综合因素，带有结构性的一种压力。”周其仁老师说。
这种结构性压力，体现为既不够便宜又不够独特——向下，成本没有越南印度有优势，向上，产品没有发达国家独到。夹在中间要想突围，改变的路径也无非就是两条路——要么，把已有市场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治理起来，解决降本增效的问题（各行业、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要么，去填补之前不能做的市场空白（新一代IT基础设施，如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核心工业软件等）。
过去三年，「甲子光年」在无数文章和报告中反复抽丝剥茧讨论的，核心无非五个字：“数字化转型”。而2020年，满目不确定性中，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大变局中几乎唯一确定的事——数字经济的共识在倒逼中建立起来。
大逻辑看，是的，各方面要素似乎都齐备了：
从经济周期内生规律看，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大势所趋、必由之路；
从资本退出通道来看，时代机遇，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让科技创新企业能够在关键时刻着陆续命；
从国家政策来看，“新基建”等系列举国政策通力齐下、意志坚决；
从外部环境看，全球局势风云变幻，构成中国产业链的压力测试，倒逼中国科技产业做大做强；
从时代节点看，疫情给了数字化转型一剂无可置疑的强心剂，生存危机让改革成为必需品；
按道理讲，所有的牌似乎都已经抓起来了，何不欢欢喜喜三下五除二来个“王炸”结束战斗呢？
过去，人们总期待着一个新的概念、思路来为困局开一剂良方，今天却发现，无论向上还是向下，两头都得“硬着来”——哪有什么一招制敌的法宝？不存在的。
拨开百花深处，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道路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复杂得多。
这种困境，是一种类似“把大象装进冰箱需要几步”的困境——理论上可行，只需打开冰箱、把大象装进去、关上冰箱，但实践中“该如何将大象装进冰箱”却面临无数难题——链条很长，盘根错节，涉及到不同相关方的配合与博弈，实现并不容易。
对于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方，即中国各行各业的传统企业而言，这种困难是一种以身试法、搏命一赌的试错困境，改革需要大投入大决心，承载着生死成败的负重。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数字经济项目的首席研究科学家George Westerman所说：“数字化转型做对了，就像毛毛虫蜕变成蝴蝶；如果做错了，你所拥有的只是一条非常快的毛毛虫。”
对于数字化转型的供给方，即新一代IT基础设施的分层建设者，和各行业、各企业、各环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者而言，这种困境是一种能力困境：技术被寄予厚望，数字化被看作万灵药，而真正落到实处，技术问题在业务问题面前永远有着“秀才遇到兵”式的窘境，要在不断的修修补补和预期管理中“自证价值”。正如一位云计算从业者告诉我的那样：“销售的过程，就是把客户预期抬到100%的过程，交付的过程，就是把客户预期降到50%的过程。”
再比如，对于在“卡脖子”领域奋力耕耘的芯片领域创新企业而言，一位创始人也诚实对我讲：从工程进度看，造芯之路，如果把真正的大芯片量产、硬科技落地看作进度条的100%，架构完成，只完成了5%，流片，只完成了20%，芯片点亮，只完成了30%，芯片功能测试完成，只完成了50%……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可以理解为一个机械化兵团，需要多兵种配置，而且整个兵团要身经百战。”
相比于短平快的to C企业，to B企业接受考验的链条更长、维度更多——你不可能简单干脆地把你的产品封装在一个包装袋里摆在柜台上卖给消费者，而是要真正理解产业，理解客户，理解场景，理解业务，把自身的服务体系和客户的业务体系环环咬合；理论与实践短兵相接的地方不是一个接触点，而是一个多方位的接触面、接触体，既要面临中国B端市场的复杂性，又要面临技术产品突破本身的艰难性。
一句话概括中国新一代科技企业所面临的考验：短板不能短，长板必须长。
以上还仅仅是生产力相关问题。从生产关系看，旧有商业逻辑土崩瓦解，新秩序在余震中建立，所有参与者都在和资本、政策、学界、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合纵连横中时刻调整，不断重新进行生态卡位，而这又要求着业务头脑本身之外的“综合体感”——节奏感、平衡感、号召力和攒局力。
在比特世界与原子世界交汇的地方，是丛林密布的、状况百出的、一言难尽的。
此刻，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命题，早已越过了方向之问，进入方法之问，从“路在何方”到“此路怎么走”：而这个追问背后，不是一个大问题，而是100个，甚至10000个具体的小问题。
而以上凡此种种，又不存在可以复制粘贴的他国经验。真真实实的无人区，结结实实的笨功夫，摸着石头过河，唯有熬过漫长的“微笑曲线”者，才能迎来真正的回报。
我问身边的科技企业家朋友们：“供给侧改革”、“数字化转型”，谈了这么多年，今年究竟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答曰：
“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活不下去，才能真改革。”
“不到完全没办法，是不会主动转型的。”
“之前欠下的账，要还。”
“道都有了，需要的是术。”
这就是此时此刻科技创新最前线的局面和处境。相比于过去几年弥漫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盲目乐观自信，如今，更多是认识到一切幻想都是不存在的，而后硬着头皮的清醒和坚决。
所以百花深处，哪有什么以一顶百的金科玉律？哪有什么醍醐灌顶的上等良方？
无非还是百年前胡适先生那句老话说得最好：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2.1%的注脚
前阵子，饭局上一位朋友嗟叹：“我们这代人，从小饱受高歌猛进的故事熏陶，坚信明天会更好，长大才发现，那个高速增长机会遍布的时代过去了。”
身处增速换挡的节点，失落是难免的。
这是一种从黄金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失落。逃避不了，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和方法，“捷径消亡”，2020年了，真的不是说说而已了。
对于已经进入产业深水区的、为各行业提供新一代IT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转型方案的中国新一代科技企业家来讲，同样经历着心态调整的修炼：
出发的那一刻，谁不想油门踩到底大刀阔斧？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条道路的赛程远比想象中长。水大鱼大跑马圈地的时代结束了，一城一池地结寨扎营才是王道——也许听起来一点也不性感，不过是夜以继日地耕耘，化身为产业链上降本增效1%的注脚。
摒弃一切幻象和妄念，坚持艰难而正确的路——这是一个更需要定力的时代。
中国新一代科技企业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脑力、体力的挑战，更是心力的挑战——既没有房地产、金融行业闷声发财吃饱喝辣的快速回报，又没有互联网行业风头无两赚饱吆喝的时代高光——以很低的姿态，做很难的事，让出主角地位，做好服务者，躬身入局，只为百花深处，那1%的光荣和喜悦。
去年，母校北京大学的刘俏教授在光华管理学院的毕业生致辞中，有段话很动人：
在波诡云谲的大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安置自己？我们如何在变化之中找到那些朴素的不变，随身携带，以个体的无足轻重真正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在大家开启人生新的旅程之际，其实都会希望增多一些确定性，能够知道这些问题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答案。很遗憾，我只能告诉大家，答案其实不在任何一条路上，只有行走本身才是答案。一个人的行走决定一个人的存在，而一群人的行走可能决定一个时代的存在。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好一句“不必等候炬火”。
匹夫也有匹夫的精卫之力，一城一池的改进也自有其高贵。
百年之后，最终为我们这个时代作注的，一定并非高歌猛进荡气回肠的孤胆英雄故事，而是百花深处一个又一个朴素的坚持。
3.真理的尽头
这几年常常听到“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句话带偏了很多人，让人以为这个世界是由少数的瞬间构建的。事实是，此时此刻，对于中国商业的新一代力量而言，太多人擅长做选择，太少人乐意在漫长的赛程中坚守。真正彻底的数字化转型往往以年为单位，需要的更多是笃定和钝感。正如里尔克所说：没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在“丧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说句实在的，创新的实践者们某种意义上带有一种“悲壮感”——宏观上站在趋势的一边，微观却站在概率的反面。
每一个最佳实践背后都是100种错误的徒劳，创新者总是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去试错，跟随者才会事后诸葛、弯道超车。
看起来残酷悲壮，仔细想想，这恰是商业生态正在回归合理的表现。
过去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维度看都是极其罕见的，导致很多企业就像吃激素长大的动物，速肥速朽，对于技术和管理沉淀缺失，没有免疫力；而此刻，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考验才刚刚开始。
本质上看，商业世界和生物世界是高度类似的。
宇宙万物流转不变的最深刻规律就是“熵增”，所有原子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没有秩序的热运动，一切决心建构者都是在“逆行”，而这正是生命的意义所在——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把秩序带入混沌的对抗。而生命的进化是怎么发生的？正是自然环境迁流不息，为求生存无数变异涌现，少数适者胜出，更好的基因延续，而文明正在此中诞生。
商业世界里，数字化的排头兵们所做的事情，恰似把“生命力”带入各行各业的大型“拟人工程”：
一方面，承担生命的使命，以有序对抗无序，更新着产业基因的代码，让傻大笨粗的躯体变得越来越精巧聪明；另一方面，承受生命的负重，接受永无止境的“物竞天择”——努力在我，选择在天，无数次试错正如无数种变异，到头来，风云变幻适者生存，市场自有答案，而你我都是时间的函数。
做技术的人，多是数理背景出身，对这个世界往往带有逻辑演义倾向和完美主义情怀，而完美主义者面对混沌世界常常是脆弱的——从真理到真相，需要不断经历建设和解构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从象牙塔走入烟火人间，真理不是逻辑推导出来的，试错是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如「甲子光年」的投资人线性资本创始人王淮所说，我们都是深海里的鱼。我们可以选择舒适地待在海底，也可以选择上浮去看看海面的轮船、海上的蓝天。如果选择了后者，那些我们曾经习惯的一切，就会在上浮的过程中不断解构、重建，我们所要修炼的其实是不断与世界和自己和解的能力。
这种建设、解构、和解、再建设的修炼过程，纪伯伦的诗歌《完美》给出了最精准的描述：
兄弟，你问我：人，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完美？
请听我的回答：
一个人渐臻完美的时候，会感到自己是广袤无垠的宇宙，是浩渺无边的大海，是始终在燃烧的烈火，是永远璀璨夺目的光焰，是时而呼啸、时而静默的大风，是裹挟着电闪、雷鸣、滂沱大雨的云彩，是浅吟悄唱或如泣如诉的溪流，是春天繁花满枝、秋天卸下盛妆的树木，是高耸的峰峦，是深沉的山谷，是有时丰饶富庶、有时荒芜萧索的田园。
倘若这个人感觉到了这一切，那他已走完了完美道路的一半。如果他要到达完美道路的尽头，他还应当在内省的时候感到自己是依恋慈母的儿童，是对子嗣负有责任的长者，是正在希望和爱情中彷徨的青年，是正在同过去和未来进行搏斗的中年人，是幽居茅舍的隐士，是身陷囹圄的罪人，是埋头于书稿的学者，是黑夜白昼均无所见的愚人，是置身在信念的鲜花和孤寂的蒺藜之间的修女，是一个正受着利爪和獠牙的撕咬、软弱而怀有需求的娼妓，是满怀痛苦、逆来顺受的穷汉，是贪得无厌却又谦恭备至的富翁，是好在暮霭和朝霞之中徘徊的诗人。
倘若这个人有了上述的体验，明白了这全部的事理，那他就达到了完美，会成为上帝的一个影子。
哪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可言？真理的尽头是信仰。
在创新的实践之路上，需要的不是大道至简的高明，而是大道不孤的信念——局部看，道路也许孤独，鸟瞰全局，其实早已没有人置身事外，而萤火正在点亮各处。
这个张牙舞爪的世界，百转千回的剧情，是残酷的，也是丰盛的。高山不语、静水深流，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愿每一个躬身入局，把生命力带入百花深处的人，终会收获自己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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