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F TALK 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出的创新演讲，其宗旨是汇聚全球顶尖学者、企业家和行业领袖，传播个人观点与故事，演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人文等多领域。由于疫情的特殊性，今年CDF TALK的大部分演讲都在“云”上进行，论坛秘书处特将此演讲形式命名为CDF TALK’s Week。

9月17日，华兴资本集团董事长包凡应邀在CDF TALK’s Week 中发表主题演讲。演讲中包凡表示，在大的双循环模式下，让消费的需求更高效地得到满足，把需求跟供给高效对接，从而总体提高系统效率，成为了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这也恰恰是新经济公司可以大施拳脚的地方。

这一判断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国劳动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过程中，收入往往是增加的，新经济提升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有助于促进消费。

第二，主流的新经济公司，几乎都是从衣食住行玩的角度出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系统性的推动了我国基础设施的重构，中国可以说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强的基础设施。

第三，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 还要重视“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个过程中，中国新经济企业往外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是因为中国新经济企业有两点突出优势，一是有一大批一流、敬业、有能力的企业家；二是新经济企业是在一流的基础设施之上打造出来的，创新模式走在最前面。

以下为包凡演讲全文，略有删减：

CDF Talk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兴资本的包凡。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交流，疫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时机，我想把最近的思考，尤其对于新经济的思考与各位分享一下。

2020年春节，本该是一年中大家难得能够阖家团圆的日子，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武汉封城，全国严阵以待，企业停工，学生停学……全国上下为了及早切断疫情的蔓延势头，都付出了极大努力。

有些在疫情期间发生的小故事特别让人印象深刻。

大家或许还记得江西寻乌县的村民黄洪林，疫情影响了传统的采购商物流，村里的果子没了销路，于是黄洪林在拼多多注册店铺，报名了“农货滞销反馈入口”。但农货电商的起步之路走得并不顺利，因为没什么经验，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货卖出去。后来，得益于村长进直播间的亲自助阵、拼多多助农小组的协助支持，以及央视新闻的关注报道，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很快突破了130万，最终滞销的30多万斤百香果都得以卖出。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县城里，电商给了困境中的农民们一条新的出路。

再谈谈城市中的小故事。当所有人“少出门，不出门”的时候，外卖小哥忙碌了起来，高治晓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疫情期间，他曾挺身而出，为糖尿病患者前往新冠定点治疗医院拿取救命药胰岛素，为独自在医院的新冠确诊患者送去手机充电器。接单最多的那天是情人节，他一共完成了70单，为如此多的情侣送去了祝福，回家的时候，他也顺手给妻子买了一束红玫瑰。3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发布抗疫群像，高治晓作为唯一华人面孔登上封面，《时代周刊》称赞道，骑手们有“非凡的使命感”。

所幸，政府的果断、医务人员的付出、居民的配合，以及企业的支持都没有白费，我们率先走出疫情的影响，经济也逐步向正常的状态恢复。其实回过头来看，对于大部分没有处在疫情风暴核心区域的人们来说，所受疫情的波及其实没那么严重。经历了短暂的慌张后，电商、外卖、出行等城市的新基础设施很快就恢复了，更不用说线上的资讯、社交、娱乐，一直保持着正常的运转，让人们获取世界各地一手信息的同时，能够丰富乏味枯燥的宅家生活。

如果我们绘制一个典型城市居民在疫情中的画像，可能是这样：生活上，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加大网购的频率，增加外卖的频次，或大量使用生鲜电商买菜做饭；工作上，在家办公时，高频使用协同办公软件，用钉钉、企业微信等解决大部分工作问题，复工之后，也大幅减少出差次数，更多使用腾讯会议等视频会议系统进行远程沟通；学习上，长时间待在家的孩子们可能需要iPad来上各种各样的网课；娱乐上，因为外出时间的减少，在家追剧、看短视频、玩游戏成为了放松娱乐的主要选择。

我们之所以能把疫情的冲击最小化，是因为拥有了一个虽然受影响、但仍基本健康的生活条件，在这背后进行支撑的是新经济公司所主导建立起来的一套新基础设施：电商、外卖、出行等设施解决了线下需求；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设施解决了线上需求……正是这些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备，帮我们尽可能地将疫情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生活在一个互联网和新技术改变社会的时代，我们很容易体验到这些新经济公司的产品，观察到他们强劲的财务表现，感慨他们日益膨胀的市值，这很正常，尤其站在资本市场角度，从股东价值最大化衡量，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思路。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新经济公司超越于个体，对整个社会基础设施的重构，是这些年他们在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

这让我想起一个很经典的故事，80年前，一位年轻学者在通用汽车公司调研了18个月之后，指出一个企业或公司的经营目的不应该单纯只为追求内部利润，而应同样存在于外部，存在于社会责任之中。但是这句话激怒了时任通用汽车董事长的斯隆，在斯隆的逻辑体系里，他始终想不清楚公司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他认为权力和责任应该是对等的，公司并不对社会拥有权力，也谈不上社会责任，在他看来，公司的责任就是如何把生产经营要素有效地组织起来。

之后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位年轻学者的思想比斯隆更有高度、更有前瞻性和道德上的感召力，他的学说不仅提前预判了通用汽车接下来会发生的问题，也打通了社会、公司、个人及其管理之间的关系，这位年轻的学者就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

今天，德鲁克的思想可以说已被人广为接受——企业的社会价值被人广泛关注，中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在丰富着其学说的内涵，新经济公司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主动地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方面面，并很快将其推进到世界超一流水准。

举个例子，中国快递业龙头公司的创始人，有一大半都来自于一个叫桐庐的县城，你可以说他们有一往无前的草莽企业家精神，但你很难想象他们为何有如此超前的战略规划能力和执行力。事实是，淘宝每年的双11，把一个月的订单需求都集中在1天爆发出来。为了满足平台的需求，这些快递公司不得不提前布局，扩充产能，这刚好为下一年快速增长的需求奠定了基础，企业的发展因此游刃有余。几年下来，中国的快递业变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代表，将FedEx、UPS等海外巨头牢牢锁死在高端国际快递的小市场里。

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阿里和腾讯建成的庞大云服务体系、美团和饿了么建立的城市骑手体系、滴滴建立的网约车司机体系等都是新基础建设的一部分。企业为自身盈利需求建设的商业体系，实际上也成为了社会建设的一部分。

纵观近代史，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我们把促进出口、基建、房地产这些行业发展的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但之前主流的增长方式从某种角度来看，都不强调中国的消费潜能，比如出口拉动的驱动方式，往往需要压低工人工资以提高产品竞争力；基建推动型的财政扩张，强化了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也会挤出居民的其他消费。

着眼于当下，在面临新冠疫情、国际政治等各方面挑战，以及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越发成为市场热议焦点的背景下，怎样高效地通过促进消费来扩大内需，成为了我们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这也恰恰是新经济公司可以大施拳脚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国外的发展方式更多的是资本驱动型新经济，中国新经济则带有很强的劳动力驱动型特征。

传统理论认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劳动者工资是降低的。这也可以解释，从80年代初到今天，美国GDP在一路上涨，美国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增长，大企业高管的工资节节高升，股市更是一飞冲天，但在剔除通胀后，美国劳工阶层工资自80年代初开始，就再也没涨过。

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劳动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过程中，收入往往是增加的，这是因为数字技术使得同一个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服务的客户增加，提高了效率。我们研究过临时用工这个领域后发现，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建筑业的蓝领有系统性地向服务业蓝领迁移的趋势，他们的收入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也都是增加的，新经济提升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有助于促进消费。

第二，主流的新经济公司，几乎都是从“衣食住行玩”的角度出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系统性地推动了我国基础设施的重构。

如果说上一轮中国工业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是背后的最大推手，那新经济公司所推动的新基础设施建设，则完全是市场化的选择。新经济公司从一开始就普遍面临资本的关注和过度的竞争，除了提高效率、竞争力，几乎没有别的能够生存发展下去的办法。那些在市场化拼杀中一路闯出来的头部公司，普遍具备稳定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有意愿、有能力再加码投入以换取更大的成果。

结果就是，我们本土的互联网平台完全主导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走向，在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流、供应链等基础设施上进行了大量而长期的投入，可以说，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强的基础设施。甚至当下中国的年轻人出国之后，会感觉非常不适应——移动支付不普及、共享单车太少、网约车太贵、网购和外卖又慢又贵。不知不觉中，我们在衣食住行、精神领域的消费，都已经在享受全球一流的新基础设施，在这些行业里，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这次疫情当中，无论是全国各城市的物流体系，还是线上业务对传统线下活动的承接，甚至防疫二维码、居民消费补贴、商户费用减免和小微贷款，新经济公司都已崭露头角。

第三，新发展格局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重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新经济企业往外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个人认为中国新经济企业有两点突出优势，一是我们有一大批一流、敬业、有能力的企业家；二是新经济企业是在我国一流的基础设施之上打造出来的，他们的创新模式一定是走在最前面的。

我国新经济企业在往外走的过程中，可以把新模式带到国外，帮助当地市场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也为其在当地市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未来在大的双循环模式下，新经济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总的来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新经济公司，尤其是新经济平台型公司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细分行业里了，他们可以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也理应成为宏观政策触达实体经济的新抓手。而站在新经济平台型公司的角度上来看，以往大家对责任的理解偏狭隘，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经济公司都是“德鲁克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践行者，普遍有强烈的动机回报社会，愿意为经济打造“即插即用”的基础设施能力，在国内大循环、国际双循环的新经济秩序中贡献自己的能量。

我们期待未来被连接的一切，期待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期待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生活更好，期待购物能有更多实惠、更多乐趣，期待这些美好的生活，都被记录在我们心中。

谢谢大家！